一席

胡德夫，台湾音乐人。他曾经唱响了台湾第一首创作民谣《美丽的稻穗》，1973年举办台湾有史以来第一场个人演唱会。他以歌声参与了时代，并成为其中标志性的人物。

我有一个学姐，弹得一手好琴，每天帮我们伴奏升旗歌、降旗歌或者是《国父纪念歌》。其实她也是自修的，也没有老师教，她只会那几首歌，就可以上去弹。我想就学弹琴，所以我就挨到她身边闹她，一定要她教我弹这几首歌。我这学姐没办法，就让我看她弹，然后教我一点。

能够弹琴伴奏那是很光荣的事情。每天早上有四个同学帮你抬风琴、提椅子，把你搁在司令台上，只有你跟校长两个人在上面。碰到全乡的运动会的时候，那个光彩更大。所有的运动员都排在你前面，每一个学校都排在你前面，台上就你跟主席两个人。两排乡民代表坐在那儿，我就弹《三民主义》。

因为歌，我被安慰过。从太麻里溪谷走出来，再坐车到台北去，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是很不堪的。我离开了母亲，根本就不会洗袜子、不会洗衣服、不会缝扣子。但现在马上要去一个地方，要自己洗澡，自己洗袜子、洗衣服，要想办法让衣服挺，要去过这样的生活。

那里没有一个人听得懂我的国语。所谓的普通话，我认为我会讲，但是他们听不懂，因为我带了很重的乡音。那就只有跑到相思林后面去跟树讲话了，我把那些树模拟成我的一群小学同学或者家里人，把我心里面的话跟他们一直讲。

我后来慢慢慢慢发现有些老师不睡觉，晚上特别陪我聊天，还有的老师特地多教了我一点台语，让我去了解同学们在讲什么。我觉得我在这方面被尊重。我们的校长陈泗治尊重孩子，而且认为唱歌的孩子不太会变坏。陈泗治我讲过，他跟江文也、郭芝苑是日据时代台湾三大音乐家，很有名的钢琴家和作曲家。

淡江中学是贵族学校，哪里来的都有。他的家长是谁，那大到不得了，从蒋经国一直到底下都有，他们的子孙在那边读书，那个学校很不好管：你要叫我唱歌，怎么可能？我为什么要唱你让我唱的歌？

但那时候，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早上升完旗进教室之前就到大礼堂去，坐在一起唱歌。而且每一个人都要唱，包括监督我们的教官、老师、导师都要唱。大家都拿起诗歌在那里唱歌，在那儿互相倾听。

因为歌，大家可以平坐平起在一起。到最后我的感受就是这样：每一个人都被歌软化掉。你看他最后要离开校园，或者是他变成高年级学生，他回来的时候，总是会把歌在淡江中学的重要性告诉新生，说歌在这里是多重要的，歌在这里是什么。

歌最美的还是莫名的赞叹，在大自然里面，不管有词还是没词，那就是由心的赞叹，那是最美的。有苦的时候就发出来，有喜的时候就拿出来，你流泄出来，那才是歌。

其实，我心中想写的一首歌——它不一定是一首歌——就是一个大桥。大桥上面我们擦肩而过，那么多的华人、那么多的我们，过了那么多代了只有这么一座大桥。在桥上我们不要擦肩而过，我们真的可以互相诉苦、互相问好。

会有好的作品吗？也不一定。因为越这样的时代越自由，建议越来越多，大家创意越来越大，唱片工业又是越来越夕阳的时候。作歌算是真的又回到以前台语讲的“艺术家，睡地板”的状况。

假如讲到所谓的流畅性，当然会比以前更流畅，但是作歌的那个心是不是那样强？那个企图心或者那种决志是不是那么强？所谓的强是在写某一种歌，而不是说量产或者之类的东西，早就量产了，早就过量了。

我曾经也被（某些节目）邀请说胡老师你来一下，你就陪台湾这几个人，然后他上去第一首不让过，第二首给他过关，第三首你来或者是怎么样。我当场就说对不起我肚子非常不舒服，让我上去休息，让我的律师跟你们聊一聊。

我不是说他好或不好。他对人用计太深了，他对歌用计更深，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配合他写得出想要的歌？什么都被他用尽，他还可以在那个地方安排人家的上下。他把这个变成很像是全民公举出来的，其实都在他手掌里面，不是吗？

所以，作为一个歌者，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摆弄谁也不被谁摆弄。你要唱什么歌就尽量唱，尽你歌手最舒服的状态唱，慢慢还要带一点点意志在里面。不是说快乐就好了，或者是唱得很爽就好了，不是。Woody Guthrie说世界上好听的歌很多。歌，不是因为好听才去要唱的，而且要唱的话要看它有没有什么意识，有没有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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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地球”执行总裁汪剑超曾是微软中国的研发工程师，希望用信息化的方法推动中国多年未能解决的垃圾分类难题。他们设计了细密的垃圾搜集、分类的信息系统和积分回馈制度。住户将分好类的垃圾装袋贴上二维码放进垃圾桶，垃圾的重量立刻被计算出来，换算成积分计入“绿色地球”为他们开设的账户。从2008年起，已覆盖成都市409个社区14.22 万家庭。“绿色地球”因在成都的实践，被住建部评价为“垃圾回收分类做得最好的企业”。

“我特别小的时候，家里人总教育我，不好好学习的话长大要去收垃圾。我学习还是不错的，大学在中科大学的计算机，结果到今天还是在收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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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利昂、索马里兰、阿富汗…… @无国界医生 驻华代表，北京女孩安娜曾在战火和瘟疫之地救治过上千位母亲。“我们在那里的意义是什么？有的时候真是为了这些人，这些顽强地行走在拯救自己路上的人。有个医院在那里，是她最后的希望。如果我们不在的话，这个最后的希望就也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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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桠」是由「一席」出品的关于读书、电影、音乐、艺术、旅行等精神生活各方面的谈话节目。第二季「思想的重量」已经发布，第二位访谈者是纪录片导演周浩，曾先后在新华社、《南方周末》和《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担任摄影记者。从2001年开始尝试制作纪录片，作品《高三》获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棉花》获得第51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中国市长》获得第52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

我是一个蛮喜欢做菜的人，一般到欧美我就会走一下二手市场，背各种各样的餐具回来。

这次去喀什，我就看见一个喀什人手工的铜锅，而且价格真是蛮便宜的——一个大的手工铜锅才两百多块钱。我特别叫那个工匠在上面雕上他自己的名字。他说从来没有客人提出这样的要求，他最后问我要不要加一个喀什上去，我说好啊，然后他自己又加了一个上去。

我经常会做酸汤鱼，那个大锅至少可以让十个人吃，会是一个特别棒的感觉。我在外地出差时间长，广州的朋友就会说什么时候去你们家吃饭啊，甚至有时候我被叫烦了，我说交钱才能吃，他说好，我们交钱也要来吃。

我最值得炫耀的事情是那一年在北京剪《大同》的片子，起码有两三个月时间。他们剪片子我的事儿不是太多，我就帮他们做饭，至少每天中饭是我做的。将近一百天里面，我给他们做的中午饭没有一道菜是重复的。

我是觉得每次都给自己一点小小的挑战，我最不能够接受的是今天吃的跟明天一样，一定怎么着也要做出一个新花样来。其实也不是很难，有的时候你突然间有个念头，上网一查有个类似的东西，扒拉扒拉就出来了。

我平时会走到哪就会买到哪。去台湾我就一定会买台湾淡水的一种辣椒酱。这种辣椒酱号称引进了全世界最辣的辣椒，那个辣椒素是普通辣椒的几十倍。你吃饭的时候是逐滴添加的，我第一次买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你要逐滴添加。

我还会买台湾的蒜瓣鹅油，就是鹅油加蒜熬出来的。它是一种饱和脂肪酸，动物油会比植物油要香。为什么我们会喜欢吃猪油炒饭这种东西，它是有道理的。

去大同我一定会买它的莜面，那个面只是在大同和内蒙古南部的某一个小区域出产的。因为它相对气候比较寒冷，所以它会出产一些谷物，生长周期又特别短，蛮特别的。你不吃之前以为中原是没有美食的，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当年在大同有一个市政府的秘书跟着我，我还专门跑到他们家跟他妈妈学过怎么做面食。因为大同可能是五胡下来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文化在里聚集。人家说大同还出美女，大同最自豪的是大同出过十多个皇后。

而且我每到一个城市，主要是国外的城市，我一定会去坐它的公交车，一定会在大街上随意地走，看见有人的地方就去点一份菜。菜单我一般是看不懂的，然后就One more, please——看着别人桌上吃什么东西来一份同样的就行了。说到底，你说要得到什么东西？也没有，完全是视觉上、心理上的一种满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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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铭，浙大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知识分子 独家签约作者。生于1983年的神经生物学家。他的研究方向“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想搞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吃东西，选择吃什么样的东西，吃多少东西的问题。”希望从科学家的角度出发，讲给大家科学发现的由来，以及探索人类奥秘的科学怎样用一种不经意的方式改变人类社会。

“宇宙的半径是四百六十亿光年，这和人类的寿命之间的鸿沟还是非常非常大，大概有八到九个数量级。但是至少在我们周围已经发生了一些科学进展和科学发现，能够一点一滴地但是坚定不移地帮助我们弥合这两个巨大的数量级的差异的鸿沟，最终有一天可以实现把人类送向星际远航，送向人类社会最后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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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桠」是由「一席」出品的关于读书、电影、音乐、艺术、旅行等精神生活各方面的谈话节目。第二季「思想的重量」已经发布，第二位访谈者是纪录片导演周浩，曾先后在新华社、《南方周末》和《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担任摄影记者。从2001年开始尝试制作纪录片，作品《高三》获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棉花》获得第51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中国市长》获得第52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

从小在一个“无菌”的空间里面长大，你的免疫能力会降低的。所以我们就发现中国社会真是来不起任何大的挫折，为什么？我们轻而易举一个东西瞬间就会被颠覆掉。

朋友圈里面热点一个接着一个，当一个热点出来的时候，你第一时间看见一个片面的报道往往会义愤填膺——怎么能够出现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只需要等到第二天第三天，你发现另外一个声音出现了，这种声音会稀释它，会中和前面那种声音。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互联网好的一个地方。我更希望看到各种各样的力量在里面交锋或者拉扯，这种感觉我觉得比看新闻本身更重要。

它是有烂尾的时候，但是这个烂尾在不断地积累量。这种量在一次一次地积累，也许是善根在不断地积累，善缘在不断地积累；也可能是恶缘不断在恶化。我觉得没关系，你为什么指望着每一件事情都要有一个结束、一个解释呢？其实这反而不符合常理。

我会告诉女儿，你不要想每一单活都挣得盆满钵满，每一件事情那么圆满。如果每一件事情圆满，注定最后那个大的就不会圆满。它有个更大的趋势在后面，你应该去把握的是更大的趋势。所以你说现在这些事情都是烂尾了，我觉得没关系。人类社会进步就是要这么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积累，至于最后它会朝哪个方向走，我不知道。

但是我仍然看见这个社会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也许是非常有意思的。

比如昌平的几个警察被抓起来，你觉得事情就完满了吗？不是这样的。肯定不是简单到几个警察因为渎职罪被抓了，这个问题就完成了，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需要这个事情在社会的各个阶层进行发酵，它的作用已经达到了。

最后这个社会会向哪个方向走呢，我觉得会向一个更加合力的方向走吧，这种感觉我觉得是美妙的。

其实你要一个劲儿地去找一个人的劣根性，这太容易了，但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健康的、有效的促进社会互相了解的方法。你当然可以去做，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宣传。为什么我们会讨厌宣传，因为宣传它一个劲儿在说一个事情好。到了我这个年龄，当一个人拼命说它好的时候，我天然地会有一种排斥感，我会往后面退。当另外一种声音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有趣。所以当大学生都知道我不应该盲目地去相信一个事情的时候，其实这是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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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桠」是由「一席」出品的关于读书、电影、音乐、艺术、旅行等精神生活各方面的谈话节目。第二季「思想的重量」已经发布，第二位访谈者是纪录片导演周浩，曾先后在新华社、《南方周末》和《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担任摄影记者。从2001年开始尝试制作纪录片，作品《高三》获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棉花》获得第51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中国市长》获得第52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

我们经常会被问到说你们做纪录片的人怎么发财啊。还有我，比如说得了两次金马奖以后，很多人就会问我说你什么时候变现啊，就是得了奖以后别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你成心要去套钱，你是套得到钱的。

那这个问题你该怎么去处理，该怎么去面对，我也不觉得我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很好，我每天都还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这里拍个片子，那里又拍个片子，其实你仔细想来它跟你的初衷是背离的，它并不是那么吻合的，但有时候你不自觉中间就被拉扯过去了。我虽然说口口声声号称说我自己不喜欢钱，但是好像当它来找我的时候，我又没法完全去拒绝它。

就像我现在应该跟张献民的观点是一样的，我觉得反正三五年之内吧，中国一定会出产一部所谓的现象级的纪录片，它的票房会过亿。我一点都不会怀疑这一点，但至于它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以什么样的方式，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材，我现在统统不知道。因为你有一个基数在那里，而且现在有这么一个庞大的观众群在那里，当某一种契机达到的时候，这样的影片就会出现。

其实这种东西你说中国做电影的人知不知道，他也知道。他也知道是一定要去谈人性，一定要去谈一些后面的问题，这个片子才可能是一个能够立足的片子，但是很多人会被一些现实的东西左右。我不知道，反正中国电影里面很少，我看见就是热闹，特别热闹，但是你说这个片子最后能给我什么东西，我真不知道。

《大圣归来》这样的片子，它特别热闹，做得特别漂亮，但是你后面得到的东西呢？就包括像《美人鱼》这样，薄薄的就一层，就一点点关于环保的概念，就把这个概念拿来整篇来做，还认为自己是一个特别有情怀的影片。

你比如我刚说的那个讲图灵的片子叫《模仿游戏》。实际上这个片子如果放在中国人来做的话，它可能会做成一个逼格特别高的影片，因为是关于二战怎么被这个人个人拯救的问题。就这么一个起划时代作用的一个人物，最后它把他归结到这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同性恋者，他自己感情上的纠葛——把一个大人物放在一个特别小的局部来谈论他的故事。我就觉得中国电影里面特别缺少这种东西吧。

要么就一些独立电影，甚至一些我们的大牌导演们做的片子，你会觉得他们特别有情怀，特别地关注着国家的民众的这些生计。你比如最简单的，我经常会拿一个片子来做比喻。你比如说像贾樟柯的《天注定》和几乎同期上档的《荒蛮故事》，一个南美的片子。你明显感觉两个片子之间的那种差异性。

贾樟柯就是在控诉，他也许就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需要去控诉的。我从来不认为这个社会的进步是一个需要拿着刀子上街去挥舞的那种状态。最后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因为他对现实的不满意，导致他就想在大街上高呼口号。我觉得不是一个解决问题之道吧。我当然会佩服你的勇气，但是从电影作品的这种角度来说，我觉得你缺失好的东西。

贾樟柯整个片子的制作周期大概也就是半年时间吧。半年时间就出品这么一个东西，当然你作为工业化的产物来说挺好的。也许你用三年时间去拍这个片子，最后你的分值仅仅是比现在高五分，但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变成另外一个片子了。

那一年正好是侯孝贤和贾樟柯同时在戛纳。侯孝贤的原话我记不清楚了，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太急了吧，他太急迫地去这样一步一步（做）。因为他现在是在做商业嘛，有很多人需要他来吃饭，需要他来支撑这个产业，这样必然而然你就会受到很多影响。

我们很多导演的能力我觉得是非常强的，你比如就像张艺谋、陈凯歌，这样的导演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毕竟都是我的前辈，但他们做啊做的，就被整个市场、被整个社会带到某个区域里面去了。

我们经常会把这个球一脚踢到电影局去，认为他们的监管太严厉了，导致我们不出品。实际上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的。所以我经常会做的比喻，比如说像伊朗，伊朗大家都认为隔一段时间会有一些非常不错的电影出来。比如说韩国，实际上它的每部片子的投入的量也许没法跟中国电影比，它有些片子也一样是小制作。刚刚说到伊朗，伊朗它的监管应该是比我们要严格得多的，但是并不影响它出品优秀的电影。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是觉得还是跟做电影人的心态有关系。

我们拍电影就知道，你永远不可能一部电影是能够抵达所有的观众的。它一定是有取舍的。而且这个社会多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能让不同类型的人出来，我让有不同需要的人都能得到满足。

我觉得也许现在中国这个票房是很糟糕的一种价值导向。就像众人的口味，他现在去寻找一个最大公约数，他想在一个短时间之内去抵达90%的人，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荒诞的事情。他们甚至是在自己骗自己——怎么可能90%的人口味都是一样，而且能够去找到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点。实际上你一直在寻找他们这个共同点，我不认为这样的共同点存在。但是好像我们所有做营销的人都知道我能够抵达多少，我能够抵达所有的从15岁到25岁到35岁的观众，我觉得这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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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桠」是由「一席」出品的关于读书、电影、音乐、艺术、旅行等精神生活各方面的谈话节目。第二季「思想的重量」已经发布，第二位访谈者是纪录片导演周浩，曾先后在新华社、《南方周末》和《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担任摄影记者。从2001年开始尝试制作纪录片，作品《高三》获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棉花》获得第51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中国市长》获得第52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

比如说前段时间那个网剧《花千骨》，我拼命让自己去看了两集。你还是应该知道他们的口味是什么，这是一个你了解别人的很好的机会啊。包括看一些印度电影，其实你会从里面去知道另外一个族群的人，他们是怎么看世界的，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这个能够在你有限的资源下面，拓展你的思路，让你不要那么拘谨，认为自己是最好的。

比如当年BBC那个《黑镜》，就那种东西我会看，我觉得它是一个脑洞大开的东西。比如说像纽约那个《THE JINX》（《厄运》），是HBO的一个非常棒的纪录片，六集的一个剧，你们没看过一定要去看这部片子。这是代表欧美纪录片的最高水准的一部电影，犯罪题材，一定要去看，我不给你剧透了，你今晚就去看，看了你绝对不会后悔的，看完以后你们两个三天之内的话题就是关于这部片子。

这个人认罪和有没有证据，这是两回事，而且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你比如他会找精神病医生啊，或者各种各样的解释啊。我们的习惯就是铁板钉钉嘛，其实是个很糟糕的问题，什么叫铁板钉钉？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铁板钉钉的这么一件事情，你非要认为绝对就是这样的。比如我们亲眼看见这个人杀了一个人，这个人就该被杀掉吗？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就是这个人犯的罪，我们就现象论现象。

很简单的道理，比如超声波我们人是感受不到的——我们感受社会是用五官去感受的，但你还要充分知道，就是说我们只是一个三维四维空间，还有五维六维空间呢，还有我们不知晓的那种世界呢，你干吗要用你的判断去判断未来的世界？比如就像你相不相信转世，以你所谓的学过的知识认为转世是不存在的，于是乎你就认为转世不存在，那只是一个你不知晓的空间呢。如果我们只能在这种三维世界里面去生活的话，我们能不能稍微开一个小口口，知道我们有未知的，不要再坚守我们那些所谓的、愚昧的坚定——真是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

从来就没有一个东西告诉你说，我能做，我不能做。就比如说我们做纪录片的时候，我经常会被问到说我该不该出画，导演该不该出画，或者说我该使用什么样的音乐。我的原则是，你所有的一切只要观众接受就行了，你非要用道德的准绳给自己加一个枷锁干吗呢？有一个模子放那干吗呢？那模子本身是不存在的呀。

你比如在国外的很多纪录片电影节里面，它是有动画片的。比如说那个伊朗的片子《我在伊朗长大》，它就是出现在纪录片，而且很多人认为它是纪录片，但实际上它完全是一个动画片，它就用动画的片子来表现一个伊朗女孩的故事。

那这个就没有一个界限，只有我们做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做的是影视作品。我们做影像干吗，做影像是拿出来跟别人进行交流的，如果这种交流能够有效地抵达对方，那就挺好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最后没法抵达，那是你失败了。

只有在中国会把纪录片、剧情片分得那么清楚，实际上本身中间是没有这个界限的。你比如说你问我的工作是什么：我在用影像说故事啊；那有的人说故事干吗：用演员在演。我就喜欢用现实中间的故事来演，就是这种差别性。所以说从来就没有一个我是否触犯的底线，没有啊。底线是否触犯了法律，触犯法律重要吗？法律不是也不断在修改修正吗？那你说修正的法律和以前的法律，哪个法款是最正确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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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s_沈辛成 佐治亚理工学院科技史博士在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硕士，复旦大学考古学硕士，北京大学博物馆学本科。研究租界时期的上海城市史和供排水工程。在纽约时，曾参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9·11国家纪念馆和纽约历史学会的策展与研究工作。做过民办教师、独立音乐人，现在兼职美国大选时政评论，也从事网络小说写作。

“我现在的研究方向是给排水工程的比较城市史研究。但是跟一般人，我说我是研究抽水马桶的。一个最经常的提问就是你为什么要研究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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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桠」是由「一席」出品的关于读书、电影、音乐、艺术、旅行等精神生活各方面的谈话节目。第二季「思想的重量」已经发布，第二位访谈者是纪录片导演周浩，曾先后在新华社、《南方周末》和《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担任摄影记者。从2001年开始尝试制作纪录片，作品《高三》获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棉花》获得第51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中国市长》获得第52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

有一天突然之间，接到一个加好友的来信，一看，是郭永昌。你就想当时那个心态是多么的忐忑：一方面你又期待跟他进行交流，另外一方面你也不知道会面临什么问题。

他实际上进去后看过一个版本，他进去后我的版本又加了一点东西。我就问他看了片子吗，他说看了。我说你怎么评价啊，他大概引用了一句《诗经》里面的话：“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他把我认为是他的一个挺好的朋友吧，而且他还迫切地想见到我，我还专门跑到郑州去见过他一面。

为什么大众一定要问我这个问题“你的拍摄对象后悔了吗？”“你是不是黑了他们啊？”其实有这种心态的时候你没发现其实你的心里也自己在做鬼吗？而且你总归觉得我在偷窥嘛。那么这种感觉其实有没有呢，肯定是有的，但你怎么把它处理到恰当的一个度的范围之内？

而且有时候我们会经常被问到纪录片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它就是在促进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它通过一种媒介让你跟更多的人进行交流。你比如就我这个片子而言吧，你不觉得它是明和暗之间的一种润滑剂吗？它起到了这样一种作用，并不是你简单地去理解这是黑，我要去揭黑幕这么一个概念。回归到一个人的本性上的时候，这样的问题其实它就不再是问题了，你会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死结、一个解不开的结吗？

我觉得人是特别渴望跟别人进行交流的，最苦闷的事情干吗？就是我做了一件事情天下人都不理解我，我抑郁而死。当你把他做的事情尽量详实地去跟大众进行解释的时候，大众也得到了东西，他也得到某种释放。这种感觉其实是纪录片可以去做的。

包括你们今天做的这些一席的活动和枝桠，实际上你们在做什么东西，就在做人群和人群之间的沟通，让人群和人群之间的沟通更加通畅，不要有那么多淤积的东西。如果有淤积的东西我们用一个大的水把它冲一下，把那个淤块冲走。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大家在做的都是一样的事情。

其实你退归到最根本的问题上面，就是让一些人不再那么神秘，让更多的人互相能够交流，实际上就这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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