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节目

在周二（5月8号）群星云集，欢快优雅热闹隆重的开幕式后，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周三进入第二天，各个单元的影片也开始与观众和媒体见面。在今天放映的影片中，中国纪录片导演王兵制作的长达8小时15分钟的新片《死魂灵》尤为引人关注。

这也是此次电影节上第一部与观众见面的中国导演的作品。王兵2002年完成的超多九小时的纪录片《铁西区》后，就进入重要的国际纪录片导演行列，受到国际大电影节的重视。新片《死魂灵》继续其写实风格，关注对象依然是人，是被历史潮流的人，展现是中国历史上痛苦阴暗的一页。王兵的摄影机对准的是被1957年反右派运动打为“极右”思想，被迫参加夹边沟劳动改造的幸存者，在面对王兵的摄影机时，他们描述了在劳动改造营中不曾为人所知的悲惨境遇，反映当时一个国家千疮百孔的面貌。

据介绍，影片拍摄时间从2005年持续到2017年，共拍摄了超过120位的幸存者，导演也是从长达6百个小时的胶片中特地为戛纳电影节剪辑出8小时15分钟，由22位幸存者的讲述构成。这些人在他们平常的生活环境下，慢慢地，甚至困难地将他们当年的见闻，被压制的记忆讲述了出来。这部片子得以让中国反右运动中的被迫劳改改造的人以有血有肉的形象出现，而不仅仅是被劳改反右等词汇掩盖的无名人士。

王兵的影片和之前所有的纪录片一样，关注的都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是中国人和人类共同的记忆。

对于自己的拍摄风格，王兵解释说，一直以来，他都是根据自身对电影的理解来进行拍摄。所有他片中展现的人物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人，他们的生活就是众多中国平民百姓的写实。在他的作品中，他不会试图隐藏什么，也不会去做夸张。王兵已从影18年，这些年间，所有的影片拍摄都未受到过外界干扰和阻碍。

王兵告诉法新社，在我们周围，每天都能看到生活艰难的人，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不同的是，当他们出现在荧屏上时，他们的命运就会被关注。

主竞赛单元：西班牙往事，俄罗斯音乐传奇和埃及寻根之旅

在开幕式上首映后，伊朗著名导演阿斯哈 ·法哈蒂(Asghar Farhadi)的新片《人尽皆知》也进入影院放映。这部心理惊悚片通过离婚导致的精神转变到突发事件带来的困境，继续围绕家庭裂痕展开极富现实主义的深入思考，从一个家庭悲剧，再现西班牙往事 。该片是这位导演兼编剧创作的第三部入选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的影片，此次能捧走金棕榈大奖也值得期待。

今天在主竞赛单元放映的还有另外两部分别来自俄罗斯和埃及的影片。俄罗斯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Kirill Serebrennikov) 的新片《盛夏》，故事发生在列宁格勒，时间是摇滚音乐风靡一时的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年轻的音乐家维克多被齐柏林飞船和大卫·鲍伊的音乐所吸引，并尝试在摇滚乐坛上闯出一片名堂的创奇故事。

 

另一部是埃及导演A.B.Shawky的处女作《审判日》，影片讲述的是主人公，一位已被治愈的麻风病人Beshay寻根之旅途中的遭遇。在路上，他遇到一个努比亚孤儿并与他结伴同行。两人共同穿越埃及，直面这个世界的罪恶与慈悲，并试图在这个过程中寻找一个家庭、一座避风港和些许人性……

 

一种注目单元：顿巴斯战争 肯尼亚同性恋

在戛纳电影节的一种注目单元是主竞赛平行单元，今天也有两部影片与观众见面，第一部是该单元的开幕片《顿巴斯》，反应的是2014年乌克兰东部顿巴斯爆发的战争，取材于战争亲历者拍摄的视频。导演Sergei Loznista 也是戛纳电影节的常客，2017年曾携影片《温顺的女人》进入主竞赛单元，这也是他第六部长片参加今年的官方评选，新片取材于真实素材的他希望借此重现顿巴斯之战。

另一部是肯尼亚新生代导演瓦努力·卡尤（Wanuri Kahiu）的影片《拉菲奇》，这也是肯尼亚的影片首次入围官方评选，涉及大胆的同性恋主题。主角是两位在竞选期间被彼此吸引的女中学生，但她们的父亲却是政敌。导演表示，在肯尼亚，同性行为是有罪的，最高会被判处14年监禁。拍摄这部影片会触动许多传统的东西，团队的每位成员都需要仔细思考，决定是否参与拍摄计划，以及如何向家人解释等问题。

一年一度的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周二（5月8号）晚上在戛纳卢米埃尔电影宫拉开帷幕，谁将成为继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之后获得今年金棕榈大奖的桂冠？这将是电影节于下周六（5月19号）闭幕式上获奖名单出炉前最让人关注的话题之一。今年几部入选主竞赛单元和平行赛单元的华语片的表现也住的关注。

戛纳国际电影节与威尼斯和柏林电影节被称为世界最著名的三大国际电影节之一。每年五月份，戛纳因电影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除经评委精心评选出来，并试图最全面地展现出世界电影的面貌的电影外，红地毯，明星，痴迷喊叫的观众，捧着长枪短跑的摄影师都是戛纳电影节不可或缺的元素，在12天的时间里，戛纳的一切都将围绕着电影在运转。

韦恩斯坦性侵事件后时代

电影节今年进入71年，在去年好莱坞举足轻重的制片人韦恩斯坦性骚扰和性侵丑闻曝光后，风行全球的#Metoo运动给今年的戛纳电影节带来了不少变化，电影节的组织者希望从各个层面强调对女性的重视，与韦恩斯坦彻底划清界限。对女性的重视首先表现在澳大利亚籍的好莱坞影星凯特·布兰切特担任评审团主席开始。而在分别来自七个国家、五大洲在评审团9名成员中，有五女四男，女性占比重更大。评委团将从21部入围的主竞赛影片中评选出金棕榈奖，评委奖，最佳导演，最佳编剧，剧本等各类奖项。8位评委中，有来自台湾的演员张震，他是这届评审团里唯一的华人评审，也是继李安、舒淇后获邀担任坎城评审的台湾第3人。在戛纳电影节的官方网站上，张震的国籍被写成China，引起台湾的不满，但到今天为止，张震的国籍栏依然没有变化，他在开幕式上入场时将如何被介绍也将受关注。

开幕片：《人尽可知》

因政见不同受监视的伊朗导演阿斯法·法哈蒂的影片《人尽可知》入围主竞赛单元，将罕见在今晚的开幕式后全球首映，随后在全球发行，这是伊朗的这位才华横溢的伊朗导演第八部作品，他擅长千回百转般的剧情展示人性和社会各个层面，之前的作品《一次分离》《往事》都深得观众和专业人士好评和喜爱，在伊朗和法国拍摄后，他选择在西班牙拍摄，并启用西班牙国宝级的女影星佩内洛普·克鲁兹级拉威尔·巴登夫妻档，自然也十分值得期待。

新浪潮旗手戈达尔第七次角逐金棕榈

另外，五十年前，法国五月风暴期间，和特吕弗等新浪潮导演在戛纳抗议，最导致电影节停办的法国新浪潮旗手戈达尔今年也携新片第七次角逐金棕榈大奖，现年87岁的戈达尔的新片片名是《影像之书》，其内容目前为止还没有很多剧透，也是此次电影节一个不小的谜团，而今年电影节海报出自Georges Pierre (1927-2003)之手，是曾是Jean-Luc Godard在1965年执导的影片《Pierrot le fou》（狂人皮埃罗）中的一幕。这可能也是电影节向这位大导演致敬的一个方式；

俄罗斯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新片《盛夏》也得以入围。角逐本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的有三位女导演，分别是执导《太阳的女儿》的法国导演伊娃.于颂；执导『迦百农』的伊朗女导演纳迪.拉巴基；另外一位是执导《幸福的拉扎罗》的意大利女导演爱丽丝·洛尔瓦彻。

贾樟柯新片：《江湖儿女》

中国导演贾樟柯新片《江湖儿女》参加主竞赛单元。贾樟柯近十几年来一直是戛纳电影节的常客，几乎每部新片都会被选中参加戛纳电影节。在2015年《山河古人》后，贾导的新片讲述的是一对恋人坎坷曲折的爱情命运，影片由贾樟柯的御用女演员赵涛和柏林影帝廖凡主演，贾导如何通过这部影片呈现出当代中国的何种面貌，答案将于5月12号影片在电影上上全球首映时揭晓。

平行单元：毕赣、魏书均、王兵和申迪

贾樟柯今年入围，打破了第69届和70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中国影片连续缺席的局面，同时，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还予与其他几位中国导演重要的位置，年轻新锐导演毕赣新片《地球最后的夜晚》一片入选艺术性极高的“一种注目”单元。这部影片由汤唯，黄觉，张艾嘉等主演，是一部侦探类型片外壳包裹着的，面对自我记忆、家庭关系的电影，剧情也与恋人之间十几年的神秘和复杂关系有关，或许与贾樟柯的新片有某些异曲同工之处，两位具有不同时代背景的导演如何演绎出来，有会给观众带来何种不同的感受，这也是5月15号，毕赣的新片首映后才能给出的答案。

另外，中国90后导演魏书均的影片《延边少年》入围短片单元，将与其它7部作品一起角逐最佳短片金棕榈奖。年仅24岁的申迪携《动物凶猛》（原名《乌玛》）入围了电影基金单元。

戛纳电影节特别放映王兵导演的《死魂灵》，这部影片长达8小时，据纽约时报介绍，《死灵魂》拍摄于2005年至2017年，记录的是中国劳改营幸存者的记忆，覆盖了中国的大部分省份，包括对120多名劳改营幸存者的采访。王兵的目标是在这些记忆消失之前将它们保存起来。这可能也是王兵导演向死亡者和幸存者致敬的方式，而戛纳电影节将这部巨片放特别放映单元何尝不是向王兵的不懈努力的工作致敬的方式呢？

戛纳电影节71岁也有疑惑

大家可能还几个去年戛纳电影节过70岁的生日时，明星云集的隆重场面，而电影节评委将金棕榈奖授予一部对当代艺术进行犀利批判和讽刺的影片《十字路口》也被认为是大胆的创举。如何在如此盛况后重新振作，找到新的突破？电影节组委会承诺今年会有新鲜的血液带来新的活力。但受韦恩斯坦事件影响，对女性平权问题的重视给电影节带来一层政治色彩，好莱坞影片缺席，以及礼仪上的变化和新规则都是今年的“特色”，法国世界报评论发问道，戛纳是否已经精疲力竭了？ 世界报的评论还指出，今年入围的影片大都选择沉闷的社会的话题，包括被威胁关闭的工厂，一个破产的家庭，被悲剧笼罩的婚礼，对阿拉伯世界的思考，同性恋，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作战的库尔德女兵等，评论说，戛纳电影节鲜少对喜剧片感兴趣，这也是戛纳电影节的特色，也许在平行的影评人周和一种注目单元选片中，观众可感受到一些欢乐的气息。

法广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期间会及时为您做追踪报道和采访，欢迎你每天关注。

北大医院三院精子库4月4日的一则网络招募捐精广告引发网络哗然和众多调侃，招募条件第一条：捐精者要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共产党领导，忠诚党的事业赫然在列，必须忠党爱国才能捐精，这一匪夷所思的荒诞消息令人怀疑这是否是一则愚人节消息、或网络逗乐段子。旅法学者、巴黎赛尔日 蓬杜瓦兹大学教授张伦先生认为类似荒唐事例近几年多有出现，与中国政治生活的再意识形态化的大氛围不无关联。请听本台对张伦先生的访谈.

您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有怎样的反应？

张伦：看到这个消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个消息是够得上愚人节的水平了，但是我一看就知道它应该不是愚人节的作品，而是当下中国实实在在、各种各样的政治氛围、意识形态挂帅这样一个政治意识氛围之下出来的一个新闻，我并不感到特别的奇怪，因为最近这两年，这类很荒诞的事情已经出了不少了，所以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

这次北大三院的求精宣传活动一直持续到五月份，网民对此广告的反应的确非常热烈，“红色精子”“爱党要从精子抓起”都成了新晋网络热词，我们无法从生物遗传的角度来看这种爱党政治基因是否能够传给下一代，也有人说这可能是一个个案，您对此怎么看？

张伦：这当然会是个个案了，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这一类的个案，比如用所谓“党的思想”、马列主义之类的去研究什么气象等等，已经出了好几起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个案就不是偶然了，带有一些普遍性的趋势造成的。这个普遍性趋势当然是跟习近平上台之后最近几年中国政治生活的再意识形态化有很大的关系。你可以看到在各个方面，从教育、选拔官员、到普通人的生活，比如什么“新婚之夜抄党章”等等，都是很荒唐。这些事情过去你很难说完全没有，但是你听到的是比较少的，但最近这一段时间比较多，我想就是与整个的大氛围是有关的。

其实这种事情在文革时代出过很多，这个我们过来人都是很清楚的。这种东西现在沉渣泛起，重新浮现，我觉得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是一个很不良的信号，对于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的进步绝对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而且坦白说，这样的事情，在前苏联历史上、在希特勒第三帝国历史上都出过很多。在经过了20世纪诸多灾难、到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时候，中国一个堂堂的著名学府医院，竟然出这样的告示，实在是让人感到不可理解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很悲哀。这完全是一种种族主义的逻辑，是非常危险的。希特勒当年的逻辑就是这一类的东西，以一种生物的东西来决定人们政治和社会的划分，反过来，用政治的权利用来强迫做一些生理的评判，这是非常危险的，非常糟糕的事情。

其实中共这个政权自建政之后此类东西就不断，只是过去时代有时不会轻易表露出来，文革时这种话语是通过一些红卫兵出来的（如“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有天生的“优越感”，以这种血统的“纯正”为标识，这些我们这些过来人都是非常清楚的。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有一些非常残酷的事情，就是以血统论为出发点的。比如说把许多人打死，因为你是地主的孩子那就该打死。从身体上是要被消灭的。为的是一个红色的江山能够“永续”。

我们知道，现在的中国是一些“红二代”在掌握着政权，不管他们嘴上怎样讲，事实上他们心里对于这种“江山是我们的”“永葆江山不褪色”、要走好老子打下的这个“家业”这个意识在相当一部人中是很强的，更何况这样一批人随着年龄的渐高，对红色江山能不能存续下去恐怕也是有焦虑，所以在这个时期，在习的典型红二代主政后，所谓叫“红色江山永续下去”这方面的意识教育强化了不少，所以在这时出现这些事情完全是不偶然的。那当然是很多学者、医生、官员为了个人的利益在这种氛围下做这种政治表态，那肯定是有这样的诱因的。其实有一点基本的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所谓“红色精子”完全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事，这与希特勒当年要保持雅利安纯种人做出的一系列非常可怕的措施完全是一个逻辑，没有任何差别在这一点上。

消息爆出后，中国官方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也说这个消息很荒谬，但他认为这是“个案”，是“意在激起批评性的新闻报道”，您怎么看他的表态？

张伦：胡锡进这些年对官方做法的各种辩护是不遗余力的，这也是他的角色所决定的了。所以网上很多网民称他是“叼盘”，这当然是网民对他的嘲讽了，叼盘就是说，主人遛狗，抛出飞盘，狗跑去叼回来给主人，网上类似对他的评价比比皆是，你就可以看出他在网民中的评价是怎么样的，所以他做这样的反应恐怕也不令人奇怪，如果不这样辩护反而倒令人奇怪了，正如他一贯的做法。我也就没什么可说了，因为人各有志，这样的人可以昧基本的良心在许多事情上做不符实际的辩护， 那是他的利益所决定的，所以也根本不必为此认真了，但是这样的人能够占据那样一个位置，主掌着中共这样一个重要的报纸，作为主编，这件事本身也是很说明问题的，所以谈不上是一个公正的媒体，作为党的媒体基本上就是为党辩护的，也谈不上是什么真正的新闻了，所以对此也不必太认真。

据报道，在激起网上反应之后，北大三院的公告从“爱国爱党”，悄悄变成了“有爱心、有公益心”，您怎么看这一改正？

张伦：其实改成“有爱心、有公益心”，这个逻辑他还是没有想清楚，这个逻辑本身还是有问题，你怎么能用遗传来确定，一个父亲有爱心，他的精子就能遗传这个爱心？这个思路本身仍然是很可怕的，那你说比如一个人犯了错误，那他的精子就一定会犯错误？这个逻辑、遗传生物学的第三帝国希特勒时代的思路是很可怕的。在改革开放以后，对此做过很多的批评和检省，对文革时代比如“地富反坏右”的歧视、包括生理上、社会上、政治上的歧视，都曾经做过一些很重要的阐释和批评，现在这些东西又沉渣浮起，重新卷回来，说明这个国家和民族走向现代的路还是很艰难，当然这与现在的体制有很大的关系，与教育的偏狭、意识形态挂帅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思路本身是不成立的，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这样改，本质上是根本没有改的，就是换了一个名头而已，但事实上这个说法的本质并没有变化，我们要批评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本质的东西。

今年是法国68年五月风暴发生50周年。法国各大媒体对半个世纪前发生的这场波及全社会的风潮进行反思。68年由学生运动开始，工人和法国不同阶层加入的抗议行动，至今影响法国社会。的确，五月风暴中有学生，工人领袖，也有政界人士，而且在游行最高潮期间有1100万人参加，因此五月风暴属于法国公众的历史记忆，当年那些20多岁，属于婴儿潮出生的一代挑战戴高乐政府代表的权威。现在看来，法国68年五月风暴改变了法国社会劳资关系，推动了法国社会上如女权等方面进步，当然五月风暴也有其局限性。

法国68年五月风暴是一件比较复杂的历史事件，如何一个小规模的学生运动逐渐演变成社会风潮，演变成为社会冲突 ？对如何评估五月风暴至今犹存的在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影响力，对此法国人看法不同，68年五月风暴也颇具争议。

五月风暴的背景

68年法国已经逐渐远离了二战的阴影。法国经济复苏，社会状况良好，而且失业率不高。但是，那些二战后出生的，属于婴儿潮的法国年轻人不满，他们认为法国戴高乐代表的保守给他们过多的压制。

68年五月风暴学生会负责人之一Brice Lalongde 告诉法国电视24台，我们对学校不满，因为我们属于婴儿潮时代出生，大学没有准备好接收我们，大学教室经常是非常拥挤。我们感到教师居高临下，每天教程都有变动，法国教育部要改革大学。

68年五月风暴发生了什么

现在回顾68年五月风潮的事件发展，从顺序上来所，可以把有把五月风暴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阶段从5月3日到13日，属于学生阶段，其标志是在13日学生大罢课。第二阶段从5月13日到27日，属于工人等不同社会阶层参加游行抗议行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在5月30日香榭丽舍大街举行反戴高乐政府的大游行。在27日，蓬皮杜主导的劳资谈判，以推出（Accords De Grenelle）。第三阶段，从5月27到6月30日，，随后在政府解散议会后进行重新选举为标志。当然，五月风暴的导火索从3月中旬南特大学的大学生们要求男女可以在宿舍互访为要求受到拒绝为导火索。随后，学生罢课运动从南特大学转移到巴黎拉丁地区的索邦大学 。

随后在5月3日大学生们在不同左翼团体的号召下，参加“反帝”游行的学生，上百人受到巴黎警察逮捕，而且警察还查封了索邦大学。从此，学生自发的抗议行动与警方公开的冲突不断发生，让上万名学生在巴黎拉丁区筑起街垒，工人也加入学生的行动，而且抗议行动迅速蔓延到社会其他阶层，从巴黎蔓延到法国其他城市，全法国有数百万人参加，曾经让法国中断通讯，交通受阻，让社会一度陷入瘫痪。

法国电视5台最新推出的纪录片，邀请当时68年五月风暴的见证人如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前总理巴拉迪尔和戴高乐的一位孙子等见证，展示当时法国街头不同的抗议行动。显示戴高乐政府68年五月风暴的突发事件措手不及，不知如何应对此次突发事件。该记录片简述，面对学生们的要求戴高乐立场强硬，不愿意让步，而持有温和态度的总理蓬皮杜倾向与学生谈判，但是蓬皮杜也不能确定当时68年五月风暴学生行动的未来走向。法国政府让步，索邦大学重开校门，学生们没有复课，抗议行动没有结束，而且索邦大学吸引着法国人，学生和民众日夜探讨的地点。

从5月中旬开始，法国汽车制造雷诺工厂的工人也加入了学生运动，开始罢工，要求改变待遇。在蓬皮杜政府的斡旋下，在没有学生代表参与的情况下，在25日召集主要工会领导和资方代表，在劳动部协商，并于27日达成了“格勒奈尔协议”，承诺提高最低工资35%，让工会进入企业等协议。也就是在五月下旬，蓬皮杜政府作出更多让步。随后民意出现转变，巴黎举行了支持戴高乐政府的游行。五月三十日总统戴高乐解散议会，六月三十日以戴高乐派政治力量以压倒性多数赢得议会选举而告结束。

68年五月风暴的几个特性

一些学者指出，五月风暴属于西方社会中二战之后发生的最大规模也最为引人注目的社会运动。特别是五月风暴运动是一个自发运动，也没有明确的无政治目的，更没有统一的组织，而且行动的持续时间相当短暂，当时经历了五月风暴人回忆说，行动充满了不确定性，大家不知道未来会如何发展。

当时不满的学生游行，当年运动的最重要的学生领袖之一哥本迪本也不认为五月是一场革命，而且表示，幸亏学生运动没成功，没有推翻当时的法国政府。

五月风暴没有在政治上立刻取得具体成果，而且众多的政治诉求反而让当时法国左派更加分裂。一些学者指出，五月风暴后出现法国女性解放，法国社会更加开放，企业中劳资关系进一步改善，让法国工人的待遇和保护进一步提高，这都与当时的五月风暴不无关系。

而且68年五月风暴中如出现Europ1电台 等，也改变了只有隶属法国政府电台电视台的情况，当时的一些学生成为现在媒体和广告集团负责人。

五月风暴后，让法国的政治，社会空间更加扩大，宽松，民主参与意识加强。众多人参与的五月风暴行动，人们意识到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对于Brice　LaLonde来说他当时参加的五月风暴最重要的一点是参加行动的人没有互相残杀。如在五月中旬，罢工进行了一段时间，社会瘫痪，开始缺少汽油，一些大城市食品供应紧张。虽然警察用催泪瓦斯驱散游行抗议者，也有受伤人，警察有暴力的行为，但是当时戴高乐政府没有出动军队开枪镇压，没有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特别是抗议者和政府对峙双方的阵营中都有温和者。

五月风暴影响今法国社会

其实，法国68年五月风暴不仅仅是法国一国的孤立行动。68年世界其他国家也发生不少群众参与的游行抗议行动。如东京学生风暴，意大利学生罢课，美国学生运动及黑人民权领袖路德金遇刺引发的社会运动和稍后的反越战浪潮等。在东方共产主义阵营，波兰的华沙，捷克的布拉格都涌动出变革之风。也是正是在68年，美国承认越南战争失败，同意在巴黎同越南谈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国68年五月风暴的确也是新旧世界的一个交叉点。

当然，那些曾经参加过五月风暴行动的一些年轻人，进入社会，掌控一些如媒体，广告等企业的职权。现在，那些参与五月风暴的人们已经逐渐开始退休，当然，一些人还继续影响法国社会党政治走向，如他们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前进运动”政党。

韬光养晦的低姿态策略已经结束，中国开始展示其经济实力，就像有的评论说的那样：中国不仅是中央帝国，更是一个经济和政治帝国，希望成为在本地区的大家长。就此议题，和法广同属“法国世界媒体集团”旗下的法国电视24台的经济访谈节目，日前采访了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的研究员艾丽丝·埃克曼，她（艾丽丝·埃克曼）还是《世界里的中国》（CNRS出版社出版）一书的主笔。 

这本书中指出：要征服世界，中国首先要征服自己所在的地区 ，就此埃克曼解释称：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分等级的，对中国来说，首要的是内部发展、经济发展，在周边国家里寻找经济增长，还有让大型企业走出亚太地区更加国际化，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中国外交是按地域分级别的，首先是中国本土、然后是亚太地区、再后来是其他地区；根据地理位置的远近，中国来决定在外交上的主动，或是对一些国际危机的处理。

针对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韬光养晦外交政策的结束，到目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承认中国实力的态度转变  ，艾丽丝·埃克曼指出，自2012年习近平执政开始，可以十分明显的看出，中国外交政策更加雄心勃勃，习近平称：要建设一个新中国。北京认为 ：目前，巩固中国的地区及国际地位的条件已经齐备。

艾丽丝·埃克曼说：这一巩固地位是通过多个层面来进行的。一般来说首先想到的是军事实力，中国增加军费，投资建设军事基地、将设备现代化，尽管这和美国比起来，还差得很远，但是中国还向其他领域投资，如法律、普通标准的划一、科技等等领域，投资持续发展，如人工智能、所有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经济。

对中国来说，巩固地位是全方位的巩固，通过多个阶段及实力的标记来展现。也就是说，在多个领域被承认是第一，如专利申请最多；排名第一，如大学排名榜或其他的排名，当然还有经济和金融，北京正在逐步推动自己的货币  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的参考货币。

埃克曼主编的这本书也清楚地点明，中国的第一大对手  美国，虽然并不地处亚太地区，但是双方在军事、经济、金融、货币、及区域性多边机构的竞争激烈。在区域性多边机构方面，埃克曼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对中国来说是个大问题，这一点非常清楚。要知道美国尤其在地区安保方面的影响巨大，北京已经特殊地、正式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希望重组亚太地区事务，其结构将不再依赖于同盟关系，可这只是一种假设，是长期以来的雄心，目前，是不可能实现的。

不过，中国宣布重新规划了安保布局，也就是说她（中国）要重新投资那些地区的多边组织或机构以及安保和经济领域。不知还记不记的，两年前，中国就组建了亚投行，未来几年，北京很可能还会组建其他的多边组织或机构。在这些组织机构中，他能更好的促进自己的利益，北京认为：这些机构将不再由西方国家主导的。

埃克曼称：不要忘记，直到目前中国外交在相当程度上，还在继续符合很强的意识形态，既务实又有观念，反西方的观念是存在的，其中反美是首当其冲，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存在不合理、势力过大，这是当然北京官方的看法，认为是时候通过中国认为的合作机制来逐步改变、重新组合地区结构， 当然北京将位居中心。

那么，这将是该地区的重新洗牌、组成一个新的组织结构、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这不仅是其概念设计的雄心的明确展现，同时也显示了北京想输出一种新型管理国际事务方式的意愿，这是一种乡土管理的模式，而不再是自由民主的模式 。所以，不仅有宪政方面的博弈，也有规范、概念的博弈，而且自习近平上台后，这种博弈愈加强烈。

此外，中国是还有多方支持的，俄国大约就在后西方世界这条线上的后援，近期来，中国也越来越多的和发展中国家联络，将自己摆放在榜样的位置上，展示自己是如何发展的，观察西方国家和美国的缺点，从中吸取经验。

书中认为，借鉴美国为平稳阿富汗内政的主张，近几年来，中国推出新丝路  一带一路战略，领导人习近平对此非常重视，而且积极对外实施。就此，埃克曼表示：关于中国长期的地缘政治策略问题，首先要知道的一带一路是一个外交、经济战略，和以前美国的、欧洲的一样，投资基础建设、交通、电讯、包括海底电缆……等等，当然还有发展能源，在越来越多国家进行基础建设，在中国国内，自邓小平改革开放开始，特别经济区或工业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今天，在某些非洲国家，如马格里布的北非国家，就可以看到一些由中国企业建设的经济特区出现，这些实实在在项目的真实存在正在逐步显露，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层面，资金的流通更为正式、合法，最后将是中国式全球化的显现。

那么要问的就是投资项目工程结束后开始运营后会怎么样？

也就是说，投资地中海的港口一个、两个、三个，可以，但是如果中国将十几个投资港口的使用协调运营的话，那么就显示了其战略的前瞻，而且有可能与其他方面有联系，如和海外的军事基地配套使用，最近中国就在吉布提建了一个海外军事基地。

对中国新丝路  经济外交政策，书中形容它时引用了中国的老话  胡萝卜加大棒，对此埃克曼分析解释说：中国对某些国家的投资的金额和性质，将其政治影响力摆上了桌面，某些国家的经济是如此依赖中国，那么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就多半会和北京持同样的姿态，如在领土主权上，南海问题或其他地方的纠纷就很好的作出了注释。

中国也很清楚这个经济杠杆的作用，因为，北京不时的运用它，如最近对韩国（萨德系统）；当一个政治决定令他不快，北京就会毫不犹豫地提醒，可以制裁该国的企业，或者该企业驻华的分部，再不就是控制去该国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

可以说：中国对某些国家的地缘政治投资确实给这些国家带来麻烦，但是不能把这种现象扩大化，不能变得神经质，因为这些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完全了解这一情况，也已经开始多元化自己的经济伙伴，并保证这些伙伴不管是中国、美国、或是欧洲国家，对自己国家施加的经济压力尽量不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决策，但是作成是很不容易的。

尽管美国势力在亚太地区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可还是有些亚太大国，如日本，也担心他们的投资和企业！对此埃克曼解释：在中国主动推出新丝路措施后，我个人觉得是中国新丝路战略，一些亚洲国家包括日本，也推出了一些制衡这一战略的措施，如新的基础建设项目，国家间合作的重要性、特别法规  如海洋法、贸易自由等方面的宣传。从这可以看出双方发展经济方式的竞争激烈。

那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对日本来说很重要吗？当然，埃克曼肯定的回答说：尽管美国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日本仍然主导成功了这一协定的瘦身版的签署，参加国虽比原来少，可协定还是存在的。在这协议的商谈过程中，日本真实地展示了其外交功力，更为活跃。

在特朗普上台后，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希望填补美国拟部分撤出亚太后暂时的空白；而亚洲其他的美国盟友在担心美国是否对亚太安保承诺负相对的责任之外，希望加强地区盟友间的合作关系。

1968年是在世界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一年，五十年后回首当年，更是令人惊叹不已。1968年年初，捷克共产党启动政治民主化改革，揭开了“布拉格之春“的帷幕，同年八月，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彻底粉碎捷克民主运动，也使西方的亲莫斯科者开始对苏联的共产模式产生怀疑。同一年，法国的文艺界以及各大院校的学生从三月起走上街头抗议消费社会，抗议资本主义社会模式，抗议以戴高乐为代表的建制派，抗议风潮随后蔓延法国全国各大行业，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五月风暴最终导致总统戴高乐的下台。在大西洋彼岸，一场旷日持久的反对越战运动蔓延美国全国，震撼美国社会，而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也在同年遇刺。1968年不仅是全球大学生示威风潮此起彼伏的一年，同时，也是现代女权运动蓬勃兴起的一年。

正是在政治事件接二连三，社会运动此起彼伏的国际大背景之下，1968年的二月，印度政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宣布在印度南部面临孟加拉灣的龐迪切里(Pondicherry)城附近修建一座乌托邦城，这座城市的名称叫做曙光城，在五十年后的今天，这座乌托邦城不仅依然存在，而且继续吸引着全世界追求理想国的人们,这里的居民们亲切的将这一城市称为地球村。

乌托邦社会在人类历史上早已有先例，从十九世纪的巴黎公社，到二十世纪中国的人民公社，都被称为是乌托邦式的社会模式。然而，印度的地球村却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延续了最久的乌托邦城。今年二月底，印度总理莫迪亲自前往地球村参加地球村成立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并且承诺印度政府将给予更多的经济援助。

地球村建立的来龙去脉

地球村的设想最早来源于居住在前法属殖民地龐迪切里城的一位名叫米拉·阿尔法撒（Mirra Alfassa）的法国女传教士，她曾经是印度著名传教士Sri Aurobindo (1872-1950)的精神伴侣，在她的伴侣辞世之后之久，Mirrra陈述了建立乌托邦国的设想。对她来说，在这一理想国中，应该没有国界，没有国籍之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说这是属于我的土地，人们可以自由地在这里生活，金钱并不是上帝，个人的价值高于社会地位与物质财富，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互相竞争，而是在博爱的背景下的互相合作。

1968年2月28，Mirra所设想的理想国在离龐迪切里城十多公里的荒漠上平地而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印度政府为此提供了首批资金。人们在荒漠上挖渠灌溉，植树造林，将原先的荒漠改造成了今天的绿洲。今天这里生活着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2500多名村民。

为什么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会在这里汇聚在一起？根据记者的了解，首先村民们在这里追求的并不是物质享受，也不是为了跟随一位精神领袖，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期待寻找一种新的生活以及社会模式，期待通过提高自己的公民意识，通过分享，能够共同打造出一个新的社会体制。

地球村拥有19个大小不等的绿色农场，村民自己在这里种植自己的食物，村里还生产服装，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乐器，用于自己消费以及向村外出售，文化演出一律对村民免费，儿童可以享受免费教育，村中拥有九所学校，教学方式有传统式，也有创新式，学校提供免费教育，即使是地球村附近的印度儿童也可以在这里享受免费教育，学生的总人数因此超过八百人。

地球村村民的住房以及工作由村委会统一分配，每人每月可以享受13000卢布的补助，补助金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所需，但倘若需要出外旅游，或者回国探亲，那么，还需拥有别的资金来源，印度政府每年向地球村提供援助经费，另外，地球村还在全世界各地募捐。

地球村2800多位村民中有将近一半来自印度，第二人数最集中的国籍就是法国，在这里经常能够看到金发碧眼的西方人，流亡海外的藏人也在这里修建了规模不小的藏人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地球村修建的第一时间就来此地访问，并且斥资援助修建藏人馆。在地球村也能够看到亚洲人的身影，据介绍有来自中国大陆以及台湾的家庭近期在地球村安家落户，成为正式的村民，本台有幸采访到在此地安居六年多的一位来自中国四川的女士。

法广：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协家搬迁到此地的原因。

中国村民： 当然一开始是出于比较自私的个人原因，是为子女寻找合适的教育模式。我们的两个孩子从一开始接受的就是德国的卢德福的教学方式，大女儿已经读到初中毕业，但是，她们在中国没有可以对接的高中。所以，当时迫切需要寻找一个适合她们的教学模式。正好我的大女儿班上有一个同学随母亲来到地球村生活了六个月，我发现孩子在六个月之后完全改变，所以我们对地球村很感兴趣。但是，我们来了之后才发现，不仅孩子们被改变了，就连我们父母也被彻底地改变了。也许这种生活方式对我们家庭特别合适，我与我先生都是学美术出身，我是学油画的，先生是学国画的。毕业后在国内为了生活所迫从事了二十多年的商业设计工作，虽然与原先专业有关，但总觉得人不得志，不能充分的展现自我，没有精神支柱。所以，我们今天在陪伴孩子的同时，自己也对自我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人的价值。地球村的精神领袖Sri Aurobindo提出的“人类精神净化论“中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如何实现人的价值，他说，只有在学习，克服自我，最后完全放下自我，将自己完全奉献给社会，给集体时，才能够实现最大的个人价值。这句话很打动我。我觉得这里同中国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太现实，太物质化，国内人都非常热情地去追求的是物质上的舒适，但在精神上却缺乏追求。而印度人，无论是在地球村还是在村外，他们在物质上都很朴素，甚至有些过于简朴，辛苦，我们感觉他们不太入世，他们追求的是来世。因此，如果能够把这两种倾向中和一下，比较理想。所以，我觉得当物质追求达到一定程度时或许有必要停下步子倾听一下灵魂的诉求，学习一下精神的成长，比较有价值。

法广： 进入地球村当公民必须走什么程序？

中国村民： 这一程序其实非常苦难复杂。尤其对我们来说，我和我先生由于在大学没有学过英文，所以融入地球村的过程比较复杂。我的大女儿是全家英文最好的。一般被地球村接受的考察期是一年半，但是，由于我们的英文太差，所以我们花的时间比别人要长得多。我花了三年，我的先生花了三年半才成为地球村的正式村民。在考察阶段，先成为新村民，然后才能够成为正式村民，这期间必须经过两次面试，填写大量的表格，递交很多证明，工作单位证明你的工作时间。而且，被正式接受还必须获得三个村民的推荐。还必须填写大量的表格，经过审核。

法广： 你们现在在地球村做什么工作？

中国村民：我现在在小学，幼儿园当老师，主要教手工，这同我以前的专业比较配套，而且，我选择也是华德福的教学方式，因为我之前因为自己的孩子在华德福上学也接受过培训。我的先生在金球内部从事一些服务性的工作，金球是地球村的灵魂，这里的行政管理机构都设在内部。他在工作之余可以从事一些自己想做的事。他终于有了一个大环境可以做他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总是敷衍应对，完成任务。

法广： 你们的孩子在这里学什么？喜欢这里吗？

中国村民：大女儿已经高中毕业，目前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就读，进修的是教学与心理学，她对教育十分感兴趣。高中毕业后她收到了多个外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因为大学都非常喜欢这些在开放的环境中就读的学生。她学成之后，无论是回到地球村还是到印度或者中国工作，我们都会支持。小女儿目前还在读小学，英文成为她的第一语言，当然我们在家里会给她补汉语课。暑假的时候，我们也会回中国让她到学校插班，中文一定不能丢。

法广： 经济上怎么承受？

中国村民：我们是用了原来工作的积蓄，当我们决定留在这里之后，我们便回国卖一套大的房子，因为在试验期一切费用都必须由自己负担。留下了一套小的房子为我们回国小住。

非常感谢接受本台的专访。

当然，地球村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理想国，不然，这里村民的人数将远远超出今天的数字，五十年前，设计者曾经设想汇聚五万多村民，但是，至今，村民的人数却总是保持在数千人左右。其中原因，首先，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承担其经济费用，尤其是举家迁移，必须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其次，有法国媒体报道说，在地球村曾经看到持枪的保安人员维护一些豪华居所的安全，记者在当地时保卫看到上述现象，不过，这并不意味这完全不存在，但是，如果土地与房地产并不属于个人的话，那么，武装警备似乎并没有必要。最后，舆论对地球村的资金来源多有非议，地球村在全世界各地募捐，他徵收的某些捐款中来源可能并不十分合法。

五十年前的今天，1968年的3月22日，巴黎近郊的楠泰爾(Nanterre)大学的数百名学生召开大会呼吁法国政府释放两天前因参加反对美国发动越战而遭打拘押的六名活动分子，当天晚间，一百多名学生占领了楠泰尔大学校长的办公室，为著名的六八年五月风暴拉响了导火线。

五十年后回首当年，今天法国社会对五月风潮的精神以及社会遗产依然存在着激烈的争议，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就曾经呼吁推翻五月风暴的思想遗产，认为该运动对法国社会造成消极的影响。另外，五月风暴的参与者曾经高呼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口号，那么，这些思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五月风暴？当年十八岁的巴黎政治学院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白夏教授亲身参与了学生运动，曾经也高呼过”造反有理“的口号，我们因此请他谈谈他对上述问题的看法。

法广： 白夏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专访。68年5月运动对法国社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五月运动其实是从三月份就开始，确切地说，是从3月22日正式开始，作为曾经亲身经历运动的见证者，能否简单介绍一个事件的起源。

白夏： 当时法国的大学发展得很快，58年的时候，法国只有三十万大学生，到68年时，大学生的人数翻了一倍，达到七十万，所以，法国到处都在修建新的大学，巴黎郊区的楠泰爾就是这样一所新建的大学，一所以社会学为主的大学，学校所在的地区非常贫困，但是学生都来自富裕的小资阶层，学生到大学之后发现许多社会问题，他们开始对社会边缘的人感兴趣。3月22日，学生抗议政府的教学体制改革，100多名学生占领了校长的办公室，当时，谁也没有预想到这一事件会引发如此巨大的社会风暴。但是，学生占领办公室事件显示当时的教学危机已经非常严重。事实上，3月22日当天并没有发生惊天动地的事件，但由于后来在五月风暴中发挥巨大作用的组织叫做3月22号运动，因此，3月22日这一天也就因此而载入历史的史册。

法广： 五月风暴是如何从一开始的学生抗议示威活动蔓延成为一场全社会的抗议风暴？

白夏：当时很多学生都相信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应该改变这个社会，应该干革命，但是，干革命就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依靠工人。而当时的一些，年轻的工人也对代表自己的工会不满，认为工会不维持工人的利益，他们组织了许多“不合法”的运动，呼吁推翻现有的制度，当时，最反对工人运动的是共产党与CGT工会，所以，大学生与年轻的工人们一拍即合。运动扩展至整个社会，比如说，医生协会也被认为是一个反动的协会，年轻的医生们便站出来反对，总而言之，各行各业的人都站出来呼吁批判，推翻现有的制度，这就是六八年五月运动的只要的指导思想。

法广：在这次运动中有许多人自称是毛主义者，毛泽东提出的“造反有理”的口号受到许多学生的欢迎......

白夏：对啊，我当时18岁，我也认为造反有理，当时我们根本不了解中国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文革是1966年发动的，但是外界根本不知道中国国内究竟在搞什么。而我们当时又年轻，又不懂中文，虽然我已经开始学中文，但是，对中国一点儿也不了解。虽然有人组织了马列组织，但是他们事实上在运动中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毛泽东究竟做了些什么，只是知道造反有理，年轻人站起来了，等等类似的标语，觉得非常有吸引力。但是，对文革究竟是什么内容根本不了解。

法广： 您当时也参加了运动，具体做了一些什么？

白夏：我当时已经开始学习中文，也比较推崇毛泽东提出的口号。但是，不久之后，我就对毛主义提出了怀疑，到69年，我就不相信毛了。

法广：作为现代中国的研究专家，同时又是五月运动的参与者，在您看来，五十年前的法国社会与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否有可比之处？

白夏： 说起来比较复杂：可以说当时法国社会经历了三十年的经济飞速发展，法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法国的社会以及政治体制却依然停留在三十年前的水平。所以，68年五月风暴的结果就是使法国的政治体制与法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接轨了。如果我们来看今天的中国社会的话，中国刚刚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却丝毫未变，甚至可以说是正在倒退，虽然，五月运动之后也曾经出现暂时的倒退，戴高乐将军继续掌权，但是，这同今天的习近平政权的执政方式不可同日而语。我觉得六八年时的法国大学生同当年中国的红卫兵有些共同点，他们也是有理想的，认为民主，平等是至关重要的，他们中有的人今天还坚信这些。

法广：五十年后回顾六八年五月运动，您对此作何评论？

白夏：没有一个一刀切的评论，一定有其积极与消极的一面。对我个人来说，六八年五月决定了我的一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十分积极的。我认为它推动了法国社会的进步，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比如说，在妇女的地位问题上，在同性恋的权益方面，在职工的工作时间以及待遇问题上，在移民问题上，在发达国家对待第三世界国家等问题上，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意识形态领域，五月运动的最大的贡献是对权威的挑战，权威并不是天生的，而必须通过努力争取。

法广： 参加五月风暴的学生中有许多自称为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义者，今年也是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那么，这些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五月风暴？

白夏： 可以这么说，五月风暴是一个新时代的群众运动，但是，它却使用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需求，而事实上，它所传递出的信息已经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它已经拉开反对极权主义的序幕，但是，它所使用的却是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这就是五月运动的悖论。

感谢白夏教授接受本台的专访。

每年的三八妇女节这一天都是强调和呼吁社会重视妇女的社会和政治权益的机会，但同时也在提醒大众，人类发展到今天，妇女还远未拥有她们应该拥有的权益，甚至是继续成为男性暴力的对象的残酷现实。

三八妇女节的存在是为了纪念妇女权利的运动，在中国一般称为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全称是“联合国妇女权益和国际和平日”或“联合国女权和国际和平日”。妇女争取权益的运动从1909年美国芝加哥劳动妇女罢工游行集会为起点，到21世纪的今天已走过了百余年历程。三八妇女节首先由苏俄于1917年定为法定的假期，而在1975年由联合国正式确认前。

正当其时：农村和城市活动人士改变妇女的生活

今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三八妇女节之际发出的寄语中就发出警告说，实现性别平等并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未竟事业，也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人权挑战。

这句话实际上正道出了目前世界上女性遭遇的困境。所以，联合国认为，国际妇女节这一天让我们可以回顾已有进步，呼吁改变，赞颂平凡妇女的勇气与决心。正是这些女性，在她们的国家和社区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联合国今年为三八妇女节定下的主题为：正当其时：农村和城市活动人士改变妇女的生活。对此，联合国的解释是，2018年的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即将来临之时，恰逢一场规模空前的妇女权利、平等和公正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在变革的决心日益强烈的背景下，性骚扰以及对妇女的暴力和歧视在此推动下已经成为头条新闻和公共讨论的话题。 所以，2018年国际妇女节提供了一个契机，促使这一势头转化为行动，增强所有境况下的农村及城市妇女的权能，并赞美坚持不懈地捍卫妇女权利、发挥妇女全部潜力的活动人士。

韦恩斯坦事件激起#Metoo反性侵浪潮

可以说，虽然女性权益问题十分广泛，但大家今年在三八妇女节这一天的共识是，从去年十月份爆发的抗议性骚扰和性侵的#Metoo符号运动给今年的三八妇女节定下了反对性侵的基调。而这个运动的爆发点就是韦恩斯坦事件。

去年10月初，《纽约时报》等媒体终于冲破阻力，曝光了好莱坞资深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的性侵丑闻以来，这个事件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发酵，全球各地爆发了控诉女性遭受性侵或其他方式的暴力的运动。

《纽约时报》披露，好莱坞呼风唤雨的资深制片人韦恩斯坦有大量不轨行为。报道指控，三十年来，韦恩斯坦性骚扰米拉麦克斯和韦恩斯坦电影公司的女制片助理、临时工和其他雇员，并和她们达成八项补偿协议。10月10日，NBC新闻记者罗恩·法罗在《纽约客》杂志继续指控韦恩斯坦性侵犯或骚扰13名女性，其中3名遭到强奸。他表示，16名和韦恩斯坦有联络的前任或现任高管和助理声称曾目睹或被告知韦恩斯坦对女性实施非自愿性行为。

10月15日，曾经控告维恩斯坦对自己行为不轨的美国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在推特上写道：“如果所有被性骚扰或侵犯过的女性都能发一条‘#Me Too’（我也是）标签的状态，大胆讲出自己的遭遇，揭发曾经性侵过自己的人，那么人们或许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此后，# MeToo成了一个反性骚扰的标签，在美国继而在全世界掀起了一场反性骚扰的社会运动，曾经沉默的受害者纷纷站出来公开指控加害者。

这就是媒体所称的女性受害者言语解放的由来。

#Metoo符号运动从美国爆发，随后全世界引起的反响和争议持续不断发酵，尽管各国的女性在社交网站上采取的是是根据各自的文化和语言不通的符号来控诉收到的男性的侵犯，但从这个运动所波及到的国家和人数范围之大，凸显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世界各地的女性在每天的生活和职场上遭受到的性侵范围之广，情况之严重。通过社交网站的普及和言论的开放，这次对女性遭受的性侵的控诉可能是现代人类走出蛮荒时代后，迄今为止有关两性之间的社会和生理甚至是道德伦理领域经历的一次最广泛，也是最具冲击的一次运动。

去年12月，美国《时代》周刊将那些勇敢的“打破沉默者”选为2017年度人物。随着社交网站这样的现代交流工具的普及，尤其是众多明星和公众人物的参与将这场运动带入了前所未有的受关注程度。很快，除好莱坞这样潜规则泛滥的场所之外，#“Me Too”宣言还引发了音乐界、科学界、学术界、政界等各个领域对性骚扰与性虐待的广泛讨论。

Metoo符号运动在多个行业引发一连串的指控，美国及世界各地的许多掌权的权贵失势下台。在娱乐界，指控导致演员和导演的流失，最明显的是演员凯文·史派西、喜剧演员路易·C·K和电影制片人布莱特·拉特纳之后因至少六项指控而取消项目。200多位女性指控制片人詹姆斯·托巴克性骚扰。新闻界方面，指控导致编辑、出版商、高管和主持人失势。而在其他行业，名厨约翰·贝什和负责财务及公关的其他高管也被免职。

“我也是”运动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到其他国家和语言。针对英国多名政治家的指控引发公众丑闻，导致三名官员辞职或停职。在加拿大，喜剧节创办人吉尔伯特·罗松辞职，另有十多人指控魁北克电台主持人埃里克·萨尔瓦尔性行为不当。

法国政府立法反性侵 争取男女职业平等

# MeToo运动在法国所用的社交媒体标签是#BalanceTonPorc，意为“揪出你的猪”。

有关这样的做法有赋予社交网站法庭审判功能的危险，也有让男女之间的关系变得难以忍受的批评声在法国引发了一系列争论和辩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法国明星卡特琳娜·德诺夫参与签署的公开信事件。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运动唤起了包括法国在内的全世界女性的集体意识。 2017年，法国内政部部门受理的与性侵暴力有关的案件数目有明显大增的趋势。男女平权平等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承诺的要在执政五年期间重点解决的社会问题。

但是，法国媒体报道指出，尽管有进步，但解决针对女性暴力社会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法国政府的男女平等国务秘书马尔莱纳希·希亚帕宣布，有关针对妇女的性骚扰和性侵暴力法案于3月7号，也就是昨天在部长理事会上进行讨论，其中包括未成年遭受强奸的受害人在成年后的报案时间有效期延长至30年，同时也要确定发生性关系的法定最小年纪，街上对女性进行随意性骚扰的行为也将受到法律的惩罚。法案通过后，在大街上对女性吹口哨，言语挑衅和骚扰或者跟踪女性的行为将有被处以90至750欧元罚款的可能。

根据法国政府的研究报告，目前男女职业平等还远远没有达到，虽然也有相关的法律条款在此领域实施后取得了不小的进步，比如让女性获得较高的领导职位等，但男女的工资差距依然很大。根据法国劳动部提供的数据，在同样的职位上，男性比女性的工资平均高9% , 而总体上看，男人的工作普遍比女性高25% 。在日常生活中，一些与性别有关固有观念继续存在，女性继续在家庭中从事绝大多数家务劳动。在文化和政治领域，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更是令人震惊。

但应该承认，尽管还有很多缺陷和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法国政府显示出在此领域有所作为的努力，新的法案通过后，希望不要成为和过去的许多类似法案一样，成为一纸空文。

法国极左派媒体Mediapart 报道引述一个大型民调结果显示，20年来，表示曾经是性侵暴力受害者的人数没有发生大的变化，20%的女性说自己在工作的框架下曾受性骚扰或性侵。但82%的雇主都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来保护女性。但这样的局面可能今后必须要得到改变。

法国人权阵线也指出，今年的三八妇女节在全世界范围内庆祝的新意就是，在温斯坦事件后，女性言论解放。对此，人权阵线表示欣慰，并呼吁从中获得新的教训，因为韦恩斯坦事件后，一切都不可同日而语了，过去被认为 “ 平常 ”的，很多人习以为常的举动将不再被接受。更进一步看，妇女言语解放将触及到所有领域的男女平等问题，这些领域范围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家庭等，而男女平等是普世权利，更是不可分割的。从这个层面上说，女性言论解放的浪潮意义超过的指控性侵暴力犯罪的范围。

这也是法国以及全世界不少地区的女性都要在3月8号这一天进行游行和罢工行动来争取权益，唤起公众意识的原因。

联合国：集体行动可以改变法律

另外，联合国国际妇女节还将提请注意农村妇女的权利和积极性，她们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并构成了43%的全球农业劳动队伍。农村妇女耕地、播种，为国民提供粮食，确保所在社区的粮食安全，构建对气候变化的抵御能力。然而，几乎在所有的发展阶段中，由于严重的性别不平等和歧视现象，农村妇女的境况与农村男子或城市妇女有着天壤之别。

联合国对男女平权议题也有一个时间表，这个称为2030议程的关键目标是：到2030年，确保所有男女童完成免费、公平和优质的中小学教育，并取得相关和有效的学习成果；到2030年，确保所有男女童获得优质幼儿发展、看护和学前教育，为他们接受初级教育做好准备；在世界各地消除对妇女和女孩的一切形式歧视；消除公共和私营部门针对妇女和女童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包括贩卖、性剥削及其他形式的剥削；消除童婚、早婚、逼婚及割礼等一切伤害行为

毋庸置疑，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计划，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呈现出目前这个问题的严重不足和紧迫性。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不论是在表面光鲜的好莱坞，在巴黎，在中国，还是在贫穷偏远的埃塞俄比亚，女性的权利依然是一个需要努力维护的领域，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十分令人悲哀的局面。

联合国指出，一个瞬间可以引发一场革命，集体行动可以改变法律，创造性表达可以改变态度，一件发明可以改变历史进程。这些千丝万缕结合起来，共同推动了女性运动，探索这些或宏大或微小的事件如何塑造了你的生活乃至全球妇女和女孩的权利和生活。

从短期的效果看，此次由温斯坦事件引发的女性言论已经产生了相当的社会效应，但从长期看，这个运动对改变全球妇女的命运究竟会带来何种效果目前尚不清楚，伴随着全球女性走出家庭，进入职场的人数不断增加，针对女性的暴力行动也出现了新的方式，从这次全球在我也是的标签运动中曝光出来的受害者的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实在令人震惊。

在三八妇女节之际，我们也可尝试着提出这样的问题：社会为什么会产生出如此多地将魔爪不断伸向女性的男子，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女性受到性侵后隐忍多年而不敢发声？为什么男女平权如此难以实现？家庭，社会，学校，媒体和司法机构是否都应该对此进行反思，思考如何将男性和女性能有一个更加美好的生活和职业空间。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法共人道报2月17日在巴黎举行马克思主义论坛，讨论马克思主义是否可以为当今社会所面临的跨国集团几乎操纵国际经济，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日益加剧，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等社会问题带来答案。此一论坛开启了法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的系列活动。

出席讨论会学者包括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法国左翼哲学家以及经济学家Etienne Balibar， Frédéric Boccara ，法国歌伯尼智库（Fondation Copernic )主席Pierre  Khalfa，法国加布里尔·贝里(Gabriel Peri)基金会主席阿兰·奥巴迪亚（Alain Obadia）等等。

马克思论坛吸引了数千名听众，他们中有上了年纪的法共成员，以及长期参加工会活动的积极分子，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依然存有希望。也有不少年轻人，无论是失业者还是带薪者，他们对对马克思主义存有期待，期待马克思主义能够给今年的社会带来答案。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学术界再度掀起马克思主义研究热，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大学以及舆论界成为热门话题。而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中国各大院校，从著名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到地方的大学，纷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如何评论今天风靡全球的马克思主义热？与中国共产党交流紧密的法国共产党如何评论今天的中国？他们与中共“同志”之间的交流进展如何？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分歧？在西方强烈反对金融资本垄断一切的法国共产党又如何与代表权贵的中国共产党进行对话？中国国内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研究热？

我们为此采访了法共高层具有代表性的两位人物：阿兰·奥巴迪亚（Alain Obadia）是法共旗下的加布里尔·贝里(Gabriel Peri)基金会主席，1970年加入共产党，是一名老共产党员，是法共中央委员会成员，法国制宪委员会经济与社会委员会成员，曾经多次应邀前往中国同行讨论马克思主义。另一位代表首先是经济学家，Frederic Boccara 毕业于法国的经济学校，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管理学校（ENSAE），是法共执委会的成员，时间哦法国制宪委员会环境与经济问题委员会的经济问题专家，目前任教于巴黎十三大。

法广： 阿兰·奥巴迪亚（Alain Obadia）先生， 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专访，首先，请问您去过多少次中国，与中国共產党的交流如何？

阿兰·奥巴迪亚（Alain Obadia）： 我应该去次四五次中国，我曾经经过CCIP去过中国，也曾经作为法共领导人在总书记Pierre Laurent  的带领下去过中国，我们会见了中共的代表，与他们之间有关非常深入坦率的交谈。

法广： 您既然说到坦率的交谈，能否举例介绍一下你们之间有些什麼分歧？

阿兰·奥巴迪亚（Alain Obadia）： 比如说，在有关民主问题上，我们并不认为西方国家的民主体制是一个完美的模式，但是，我们完全清楚中国模式也并不是一个可以出口的模式。我们当然不主张一党专政，但是，这是中国体制运作的模式，我们并没有教训他人的意思。但是，我们之间在此问题上确实存在争议，但是，这是在非常友好的前提下展开的。

我们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中国内部存在许多的问题，我们的立场是不会告诉我们的对话者应该做什麼，同样，我们也不会接受别人告诉我们应该怎麼做。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是如何应对全球面临的挑战，比如说，气候变化，高科技开发所可能带来的后果，以及如何维护世界和平，开发合作等等，我们在此问题上与中方有过生曾的交流，比如说，有关的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的讨论。我们支持此一发展计划，并且将试图说服法国政府积极参与，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有助於全球发展的积极的计划。

法广： 有环保人士以及经济学家认为该计划很可能对环境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并且威胁涉及国际的就业，您如何评论？

阿兰·奥巴迪亚（Alain Obadia）： 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一带一路计划的总体逻辑是发展国际贸易，我们支持发展国际贸易，当然，贸易採取什麼样的模式，有必要具体的探讨。企业外迁对法国就业產生负面影响，但是，我们支持双方互利互赢的贸易。

法广： 最后，您是一个老共產党员，对马克思主义有很深刻的研究，在您看来，中国在1949新中国成立之后岁推行的共產主义制度是否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阿兰·奥巴迪亚（Alain Obadia）: 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我个人而言，共產主义无论是在东欧还是在中国的实施都有待於彻底的改善，我所瞭解的是，我们的中国朋友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至於他们将如何改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法广：您是一个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研究，能否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给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共產主义社会下一个定义？

弗里德里克·博加拉（Frederic Boccara） : 按照马克思的定义，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以追求资本为目的，利用生產资料与劳动力来最求利润，是以资本为出发点调动利用所有的生产力来达到追求利润的最终目的。

法广： 在您看来，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什麼？

弗里德里克·博加拉（Frederic Boccara） : 我觉得这是一个是否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对外人而言，我在中国仅仅呆了一个多月，很难看清楚，我只能通过一些数据做一些外部观察家的评论，我觉得中国社会既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又政府又在试图寻找在社会分配上的补充。以中国今天的国力，中国政府完全有这个能力。中国国内似乎被这两股势力撕裂：一方面是以跨国集团以及中共内部资本家为代表的追求利益的金融利益集团, 而另一方面是以国家政府的公共政策来再分配还是彻底改革企业的运作模式，这是都是中国必须回答的问题。

法广： 有评论认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比西方工业革命时期的资本主义制度还要野蛮，您如何评论？

弗里德里克·博加拉（Frederic Boccara）:  在中国社会什麼都有，这是一个沸腾活跃的社会，作为法国人，我很喜欢中国，确实，在中国有西方的跨国集团，也有中国自己的金融集团试图模仿西方的跨国集团。但是，对中国政府来说，走出贫困，发展经济是主要目标。而要达到此一目标，就必须提高生產率，引进先进的科技。

法广： 我觉得法国共產党的立场有些自相矛盾，因为在法国，你们坚决反对以CAC40以及马克龙为代表的资本族主义，而与此同时，你们似乎又对中国充满讚赏，而中国模式是建立在对工人的对残酷的剥削的基础上的。

弗里德里克·博加拉（Frederic Boccara）: 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在於资本家，无论是中国的资本家 ，还是西方跨国集团的资本家。在中国的武汉，我曾经参观了武汉的标誌汽车长以及Valeo ,那里的工人的工资同法国的最低工资相接近。我们在2008年时还支持了那里的工人罢工，要求实现最低工资制度。中国政府的说法十分巧妙，指控外资企业拒绝遵守劳工法。不过，当时与工会合作的武汉大学的学者就指出那是由於中国政府对外资企业许下承诺，允许他们在中国不遵守劳工法。中国的问题是如何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避免过度的剥削劳动者。六年来，我每年都到北京社科院参加一个讨论会，我觉得我已经逐步把我的观点让大家接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金融资本，它不仅仅是来自西方，也存在与中国本土。在我看来，这是全世界劳动者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法广： 但是，你们的对话者并不是劳动者，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在中国没有自由的工会。而知识分子在中国并没有言论自由，并没有学术自由。他们很可能说得和想的完全不一样，不知您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有没有感觉到？

弗里德里克·博加拉（Frederic Boccara）： 我觉得，我对此已经有一定的经验。我与俄罗斯打过交道，我精通俄文，我能够透过现象看到一些深层的问题。我知道俄罗斯是如何利用他人的嘴来替他们说话。但是，我觉得依然有必要同中国的学者交流，我前两次在中国介绍的文章就让我们的中国同事很 兴趣。我的研究说明虽然中国的对美贸易顺差达到三千亿美元，但是其中两千亿美元完全落在美国的跨国集团的手中，这就引发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另外，两年前，我提醒中国的资本积累的程度已经达到法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水平，一场资本危机很可能会爆发，因为危机爆发的原因并不在於公有制的比例，所以，我提出应该加强公共服务的比例，当然，我也知道中国有许多贫困的地区，应该允许多个发展模式共存，因此，必须与中国展开讨论，当然，我并没有能够与中国的国会取得联繫，但我认为有必要与他们展开讨论。我不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我也没有理由干涉，但中国人比俄罗斯人要谦虚，中国人希望向他人学习。其实，说到底，每个国家都有其自己国内需要坚决的问题，我的目的是如何共同对全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所有的新兴国家都可以做出贡献。而美元目前在全球金融界的垄断地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同中国，印度，南非等新兴国家共同推出一个为全世界谋福利的货币，而法国共产党必须在法国还是在欧洲的立法选举中谈论这些问题。

感谢弗里德里克·博加拉（Frederic Boccara）和阿兰·奥巴迪亚（Alain Obadia）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法共人道报2月17日在巴黎举办了马克思主义论坛， 揭开了法国纪念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的系列活动的序幕。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学术界再度掀起马克思主义研究热，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被重新再版，成为学术界及舆论界争先讨论的议题。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中国各大院校，从著名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到各地的地方院校，纷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北京大学将于今年五月，临近马克思诞辰日举行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

如何评论今天风靡全球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同西方有何不同？在今天的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节目中我们请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先生谈谈他的看法。

法广： 法共人道报日前组织了纪念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的一个讨论会，参加会议的多位法共领导人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方在许多学者试图从马克思的理论中寻找对今天社会的答案，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皮凯迪撰写了”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国国内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那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热同西方相对比有何不同？

鲍彤：  我觉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热同马克思本身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好像他的焦点是为了说明中国共產党领导中国人民是应该的，不可缺少的，不仅过去如此，今后也同样。中国共產党是把马克思当做自己合法性的根据，如果马克思主义是真理，那麼，中国共產党的领导就拥有合法性。马克思主义是否是真理，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热要强调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一定是真理。实际上马克思到底说了什麼，中国共產党的主要的领导人并不了解，过去不了解，今天也还是不瞭解。所以他们讨论马克思的目的并不是要讨论马克思，而是要讨论他们自己，要肯定自己。

法广：在法国，人们对马克思理论的讨论十分认真，法共的代表与中国社科院的学者之间也进行讨论，尽管法国人也十分清楚，在中国并没有言论自由，要进行真正的学术讨论十分困难。但是他们认为依然有必要同中国学者以及共產党进行交流。您如何解释为什么中国著名的学府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都一窝风的开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中国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究竟意味着什麼？

如果马克思今天活在中国，一定会被抓起来

鲍彤：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从根本上就是因为共产党就是靠马克思主义起家的，    如果当年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成立共產党，那麼，他就是梁山泊，同宋江与邵盖就没有什麼区别。有了马克思，就把共產党同欧洲连在一起，如果欧洲也有人相信马克思主义，那麼，就说明欧洲人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最高的真理。实际上，中国共產党成立时，一开始研究马克思的人最多也就看来一本《共產党宣言》，因为当时这本书已经从日本传到中国，首先是由日文翻译的。当时，就知道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这样，就是中国人的天堂。当时，就知道这些。当时，马克思并没有多少力量，当时最有力量的是俄罗斯革命，因为他们掌握了政权，所以，就可以标榜说是用最科学的思想武装起来的政权，这就可以使中国共產党得以吸收知识分子的加入。其实，我一直到现在对马克思其人还是充满敬意，因为马克思是同情弱者的，同情穷苦人的。马克思曾经有过一个革命的狂飆时期，在1848年，也就是在马克思三十岁时，马克思当时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没落，所以在共產党宣言中提出，无產阶级的歷史使命是必须埋葬资本主义，而且必须与过去传统的意识形态决裂，传统的所有制决裂，也就是走到了极点的观点，非常革命的观点。但是，我认为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始终坚持此一观点，他也在不断地修改自己的观点。所以到了1859年，他的观点就完全改变了。也就是说不能革命了。这一观点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做出了阐述，这本书比共產党宣言更加成熟，他用最简单的语言在序言中写道： 所有一切社会形态，他所基於存在的生產力，如果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之前是不会灭亡的。任何一个新的社会关係，生產关係，如果他基於建立的生產力在旧社会的母胎里还没有成熟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根据这两条，第一，不能革命，第二，不能谈新的生產关係，这不仅适合于1859年的欧洲，而且也应该适合於二十世纪初，也就是当列寧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这一论证实际上早已被马克思所否定。也就是说，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终极阶段时，是他的垂死阶段，这一论断实际上早已经被马克思所否决 。在我看来即使再过一百年，资本主义的生產关係可能依然不会被消灭，因为它基於存在的生產力依然存在。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按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中第二个观点，新的生产关系，如果不能在旧的生产关系中成熟，就不可能出现，所以，如果按照这一逻辑，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社会主义都是假的，因为资本主义不可能灭亡，社会主义也就不可能出现。这些马克思在1859年就已经提出。后来，到了恩格斯在九十年代，就指出，并不需要革命，无產阶级通过选举在议会得到稳定多数，就可以成为政治力量。实际上马克思所指出的是目标，而恩格斯则指出了达到目标的方法。但是，这些问题在中国都没有人讨论。

鲍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篇谈的就是言论自由

我甚至怀疑那些今天站出来大声疾呼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他们可能连“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一篇都没有看过，因为，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篇讲的就是言论自由，马克思当时是抨击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马克思当时认为没有人有资格来检查书报自由。所有，我认为中国共產党负责书报检查的人大概没有人看过马恩全集的第一卷，第一篇，所以，这一切完全都是笑话。所以有人说，如果马克思今天活在中国，一定会被抓起来。

法广：您既然十分认真的阅读了马克思的书，今天在西方学术界，大家对中国的社会体制究竟属於什麼性质存在一些争议，有人认为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也有人坚持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您看来，按照马克思的定义，中国应该是一个什麼国家？

鲍彤： 我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社会形态本身并不存在，这些都是共產党的语言。共產党把他喜欢的制度称作是社会主义，将他不喜欢的称为是资本主义。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共產党已经堕落到了这种程度，或者说的客气一点，是简单化到了这种程度。共產党所作的一切都是社会主义，而共產党不喜欢的就是资本主义。事实上，什麼是社会主义，什麼是资本主义，这两个概念用共產党的语言已经无法定义，儘管他们经常使用这两个词。

法广：今天有许多中国学者在欧洲在美国召开马克思主义讨论会，您觉得召开这些会议的目的是什麼？有什麼特殊的意义？

鲍彤：我不得不钦佩他们的胆量，他们既然敢在国外讨论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不可能不瞭解中国的情况，他们也应该知道马克思最经典的一些定义，但是，所有的东西到了中国人的语言中就会异化。

马克思认为人类最高理想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法广：现在西方有极少个别左翼学者对西方资本主义失去希望，认为中国依然是马克思主义运用的一个正面的例子，将中国的社会体制称为是社会主义体制，认为中国的体制虽然并不足够完美得以对我推广，但却依然不乏其可取之处。

鲍彤： 我不知道这些学者是根据什麼做出类似的推论。不过，我认为，今天讨论马克思主义还是有其显示意义。马克思曾经将他的理想社会称为是共產主义社会，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纔是共產主义社会。我想就此讲一个故事，刘少奇在六十年代曾经说过一句话，新產品是永远不可能各取所需。当时中国买东西都需要发票，几乎没有电视机，只有极少数的高级干部家里有电视机，刘少奇就说，电视这种新产品有可能各取所需吗？他这句话，就说明他根本不相信共產主义有朝一日会实现，他的说法我认为是驳不倒的。因为新產品总是从无到有，在一开始并不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而新產品是层出不穷的，因此人类社会的新產品是不可能各取所需的，各取所需也就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虽然共產主义不可能实现，但是，共產主义还是有其价值。马克思曾经对共產主义做过另外的表述，他说，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对马克思来说，共產主义与自由人的联合体是等同的。

所以，这就是马克思对我们今天的意义，人类的理想社会应该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各取所需是办不到的，但是，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有可能。而马克思所指的自由人，就是既不受压迫，又不压迫人的人，因为受压迫，当然就不会自由，但是，压迫他人的人也不是自由人，这样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是人类的最高境界。自由人如何联合？我认为只能靠契约，所谓契约，小则是合同，大则是一国的法律，再大，就是国家的宪法，国际条约，自由人在自主的前提下进行讨价还价，达成契约，正如奥林匹克运动会规则一样，每一个运动员，裁判员，每一个观众都必须遵守，这样的自由人联合体可以在体育世界出现，世界作为政治经济的地球村应该能够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也能够找到共同遵守的规则。这应该是有可能实现的，我们每个追求自由，嚮往自由的人应该共同争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克思所讲的还是十分有道理的。

法广： 在您看来，这个八千万共產党员中有多少人相信共產主义？

鲍彤： 恐怕八千万党员只知道一点，那就是服从党的领导，对中国共產党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服从当的领导。其实，我也没有阅读多少马克思的书，我只是记住了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部分。我认为马克思同情弱者，从整个社会的出发从整体考虑社会组成，这是十分有必要的，但是，马克思的这个结论，那个结论，就连马克思自己都不承认。马克思自己就说过，我别的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他自己就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放之四海皆準的，一成不变的，至高无上的真理。为什麼有人一定要将马克思主义当做是至高无上的真理，其实是他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他们的命令，要他人来服从，而服从的人边把这些当做是马克思主义来膜拜，这就形成了这麼一个高潮，这就叫做不忘初心，不要忘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要说的是不要忘记党的领导。如果当要我们把马克思抓起来，我们就会把马克思抓起来，法官也会这样来审判，指控是资產阶级自由化，公安也会抓他，说他颠覆国家政权。报纸上也会做同样的宣传，因为我们的报纸都信党。

感谢鲍彤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