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

刘绍华，人类学者，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她在凉山地区做了20个月的田野调查，写成《我的凉山兄弟》，记录了当地年轻人的吸毒和艾滋疫情，分析他们为什么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成为“失败者” 。

“真正造成这些社会痛苦的根本问题其实是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还有我们对这个时代潮流的放任跟盲从。”

2015年11月，毕赣凭借《路边野餐》获得了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成为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毕赣1989年生于贵州凯里，《路边野餐》是他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一部剧情长片。

这个由“刚毕业的穷鬼”组成的剧组里，演员几乎是非专业的，摄像机是学校借的，录音设备是同当地电视台借的……但是满腿的包、满床的跳蚤，都没有影响这群人的创作热情。

有影评人认为，这部讲述边陲小人物故事的电影是“无与伦比的、大师级别”的作品，不过对于毕赣来说，26岁的他只希望影片能“找到准确一点的观众，找到属于我们的野鬼和风“。

“拍完我就把素材给小姑父看，他说特别好，但我发现他看的时候全程都在睡觉，后来我们在瑞士洛迦诺影展首映的时候，他和三千个人一起看，然后他就看哭了，第一次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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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比森巴赫（Klaus Biesenbach），24岁接手德国东柏林的一处废弃的厂房，改造成德国最前卫的当代艺术馆，现任MoMA PS1首席策展人，策划了一系列重量级回顾展，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艺术家在场》，威廉·肯特里奇《五主题》等等。

“23岁，我离开德国去纽约学习医学和艺术双专业。那是1989年的夏天，所有电视都开始播放东欧国家的游行示威，所有的东欧国家，从布拉格到布达佩斯的德国领事馆。

东德瓦解了。

我在纽约目睹这一切，从《时代》周刊上，从电视上，只知道柏林墙一定会倒，毫无疑问，它不会永远存在。我不想在纽约继续学习了，我想立刻回到德国，回到柏林。纽约一直在这里，不会改变，一天、一个月、十年……但是在我的故乡柏林，历史正在发生。

我，一个德国年轻人，24岁上下，想在这个大动荡的历史时刻，做点什么。

当时德国东西两边货币已经统一，成为了一个国家。然而对东柏林人来说，西德人就是外国人，所以回到东柏林我就成了外国留学生，学校只给了我一个自行车地下车库作为公寓。我就在这个地下车库住下了，在政府的文化管理局实习。

文化管理局的人告诉我，这儿有很多旧厂房，你去过去过纽约，你了解东西方各是什么情况，你愿不愿意接管这个大厂房？

他们带我去看这个大厂房……现在看来，那完全就是奥古斯特大街上的一片废墟，而我，一个学医的青年，竟然成为了这片巨大废墟的管理者。

当时很多艺术家失去了工作室，他们决定搬进工厂成立艺术空间。于是我开始联系很多艺术家，自由策展人。很快，这片废墟成为了艺术的废墟。我们每周都聚一起讨论策展形式，最后决定做个大展览。

当时没有资金，没有资源，有的就是这些闲置的空间——米特区的奥古斯特大街上有教堂，有地下室，还有几个商店，以及一个展览中心，很多很多空间，甚至厕所，也成为了布展空间。我们在每个房间都安排了一位策展人，每位策展人又邀请来很多艺术家，于是我们从10个房间发展到11个，14个，20个房间的展览。一共有37个房间，就是后来的「37个房间」。

这是一次探索，我就是这样进入策展这一行。

37个房间，37个策展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艺术展。37个房间里有好些有趣的展览。有女性展览，当时小野洋子也在，那是我第一次帮小野洋子做艺术展；昆德拉•舒尔茨拍摄的东柏林和摄影师南•戈尔丁的纽约共同展览，成一次很美妙的对话；行为艺术家麦克•史密斯；90年代极具开创性的艺术家菲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

没有预算，没有市场推广，一周时间我们接待了三万多名观众。他们走进公寓，旧教堂，废弃的地下室，去各种废弃的房子，看这个荒废了四十多年的城市里的展览。

当时我就想，艺术一定要是公共的，一定要是政治的，艺术有责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陈词滥调，但是作为一个孩子，这确实是我学习和成长中得到的重要启示。

「37个房间」展览之后，大量艺术家来到柏林。这里有很多闲置空间，不用花什么钱就能有一个工作室，像是蛮荒之地，你可以直接占了发电站、加油站店面，或者把废弃的超市改成博物馆用上几周，那是个前所未有的极度自由的局面，创作者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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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比森巴赫（Klaus Biesenbach），24岁接手德国东柏林的一处废弃的厂房，改造成德国最前卫的当代艺术馆，现任MoMA PS1首席策展人，策划了一系列重量级回顾展，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艺术家在场》，威廉·肯特里奇《五主题》等等。

“我喜欢当代艺术的原因是，它能帮助我了解，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此刻是谁、我们将要往何处去。

1993年，我和道格拉斯•戈登一起策划了一个「24小时惊魂记」的展览，他把希区柯克的《惊魂记》放慢至24小时，特别地慢。那时为了更好地策展，我就住在了策展空间KW博物馆里，没有任何基础设施，只有一台投影仪。

你在这个空间里，影像也在这个空间里，你可以走进这个空间，影像也可以投影到你的身上。你欣赏作品时，你在呼吸，你的心在跳动，你和影像在一个时空，像一座雕塑，获得另外一种存在。

展览结束后，我决定把家里的四面墙留出一面做成投影，另外一面一定要有窗户，能开多大就多大，通向外面的世界。我讨厌家具，也不需要任何物品，但一定要有一扇窗户，和一台投影创造浸入式的环境，你走过去坐到海边，走入视频画面，视频画面投射在你的身上。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

后来我帮道格拉斯•戈登在MoMA做回顾展的时候，我和他的所有电影作品一起生活了好几个月。就想象一下，你和一幅画生活在一起，还有一些人是和动态影像生活在一起，如此另辟蹊径才能真正理解影像作品，了解它的构图、色彩、时长。

我策展过几个非常实验性的展览，类似《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影像作品，或者类似安迪•沃霍尔的《荧幕实验》，都用了类似的方式，把影像当做绘画或者照片来欣赏，你在屋子里可以围着它来回走动，浸入其中。这种方式让我去深刻理解这些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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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为什么人在北京，我舍不得删一个只能在台湾用的APP》被刷屏，好事地图，一款专为弱势摊贩做的App，在大陆得到广泛关注。

“好事地图”收录了全台湾250多个小摊，摊贩是年迈的阿嬷、残疾大叔、单亲母亲……­他们卖玉兰花、鸡蛋糕、雨伞、棉花糖这些平凡小物为生。App每天向数万名用户推送这­些小摊，帮助他们有尊严地改善生活。

大家以为这是一家NGO，其实“好事地图”是由台湾一家叫做Brandsugar的广告公司设计运营的。2012年下半年，创始人陈淑慧与团队商量：

“从今年开始，我们就像Google一样，我们花20%的工作时间，一起来做一些有趣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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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60岁的樊锦诗接任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1963年从北大考古系毕业后，她在敦煌工作了半个世纪，撰写考古报告、保护石窟壁画、构建数字敦煌……季羡林用“功德无量”评价她的贡献。“如果我死时让我留一句话，我就留这句：我为敦煌尽力了。”一席现场，樊锦诗与敦煌的半个世纪。

“明朝政府修了嘉峪关城楼以后把这儿一封，这一千年修窟的人走了，停了。留下来一共735个洞，4万5千平米壁画，两千多身彩塑，一个藏经洞。”
“我还是讲讲敦煌，我自己的故事，你们去网上查查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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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亞歷山達 的父母开始在深圳经营冰淇淋厂，童年记忆就是“一天到晚在厂里帮忙，一边做雪糕，一边偷偷吃”。毕业后他创立冰淇淋品牌Alexander's，决心对传统冰淇淋行业进行改革。一席现场，“为什么我会不满意，因为我知道怎么可以做得更好”，“中国人要把冰淇淋做好，我们不去做，别人就更难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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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翊纲的“相声瓦舍”创办于台湾解严之初，这个出于兴趣酝酿的创意小组，已成为台湾当代社会的肺腑与良知、最受欢迎的相声表演团体。相声应该是什么样的？一桌二椅、捧哏逗哏、但图一乐外，还可以像《东厂仅一位》一样有时事有史实有世事，《战国厕》般借古讽今，《蒋先生，你干什么》那样魔幻荒诞。“大至太空，小至蚁穴，凡能捧逗，通通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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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被称为“沙漠之狐”的新疆考古研究所所长伊弟利斯带领考古队首次对小河墓地进行正式发掘。考古学界认为这是中亚沙埋文明中最难解的千古之谜。出土后，女性干尸“小河公主”的美貌震惊世人，“眼睫毛还是弯的，棕色的，唇线非常清楚和丰满。”一席现场，重回考古现场。

“走进去10公里开始沙尘暴，我就在前面探路，走到夜里什么都看不见，单凭头灯那一点点光。快12点我硬是到了，整个团队抱着我哭，说，老汉你厉害。”新疆考古所前所长伊弟利斯，沙漠考古30多年，没出过一次事“尤其在沙漠里，没有团队精神你战胜不了一切。”

张辰亮接手@博物杂志 微博时，粉丝仅两万人，现在这个数字是306万。网友见到各种不认识的奇怪物种都会拍下来问博物君，他每天都要处理大量这样的问题。微博账号的走红带来了纸质杂志销量增长，月发行量从几万册变成了现在的22万册。一席现场，这次博物君要讲讲他的海错图笔记。

以下是他对海兔的一段讲解：这是ABC三只海兔，这是比较短的情况，长的情况有ABCDEFGHIJK……，像小火车一样。因为海兔是雌雄同体，但是异体受精，就是它自己不能跟自己交配，必须再跟别的交配。这个小A，因为它是第一个，它只能担任雌性，接受后边的精子。最后一只小C，它只能担任雄性，给前边那个精子。中间的小B它是对前边那个担任雄性，对后边担任雌性，就是它既给前边精子又接受后边的精子。这样这一串交配之后，就四散分开，除了那个小C之外，前面的全怀孕了，然后就全产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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