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现代暴政的两大代表，纳粹德国和共产苏俄，有过勾结之后的翻脸厮杀，但他们政权的实质和统治手法几乎毫无区别。奥威尔既以实际发生的事件为考察对象，梳理总结了暴政统治的基本手法，又以天才的想象力预见到了这些手法未来的发展。这些预言一一成为现实，甚至比奥威尔预想的更为残酷。可怕的是绝大部分民众很快适应了这种状况，甚至以科技创新为名陶然其中。 

问：《1984》整部书似乎都在讲个体的反抗和驯服。

答：是的，奥威尔正是在个体的挣扎中揭示出暴政消灭所有反抗能力的手段。这第一步就是腐蚀人内心良善的道德感，要做到这一点，最有效的办法是制造仇恨，因为只要内心充满仇恨，一切同情、怜悯、宽容、友爱的情感就会被压制乃至消失。尤其是当这种仇恨出自一个政治共同体时，它就具有了正当性。最易被煽起的是阶级仇恨和种族仇恨。艾里希·弗罗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专门分析了德国中下阶层如何成为纳粹的群众基础。他引用希特勒《我的奋斗》中的话：“他们想要的是强者的胜利，弱者的死亡或无条件的投降。”这个希望的达成必须有仇恨作为心理条件。在《1984》中，老大哥代表的统治大洋国的党同样以煽动仇恨为首要任务。每天举行的两分钟仇恨时间，人们对出现在屏幕上的人民公敌戈斯登发疯地咒骂，人的情绪被煽动至迷狂。因为树立一个可见的敌人形象是制造仇恨的必需原料。所以在苏俄，有托洛斯基反党集团，在中国，有叛徒、内奸、公贼刘少奇。甚至在美国2024年大选中也出现了“内部敌人”的提法。所以民主制度并非固若金汤，只要煽动起足够的仇恨，它也一样面临危险。奥威尔描述例行仇恨周的第六天，“对欧亚国的仇恨已沸腾至疯狂程度，要是由群众去处理两千个欧亚国的战犯，他们一定会将他们撕得粉碎。”

    

问：可仇恨是需要时间来培养的。

答：是的，《1984》中大洋国的仇恨是从娃娃抓起的。 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巴尔逊有一个九岁的男孩一个七岁的女孩，当温斯顿去他家修理堵塞的水管时，“他们从桌后跳出来，手里拿着一只自动手枪对准温斯顿，他们俩都穿着抓奸谍的制服，兰短裤，灰衬衣，红领巾。'你是叛徒’，那个男孩大声叫道,‘你是思想犯，你是欧亚国的间谍，我要枪毙你，消灭你，把你送去开盐矿’。”几天后，巴尔逊骄傲的告诉温斯顿，他的女儿长时间跟踪一个可疑的人，并最终告发他，把他送进监狱。这种从娃娃抓起的仇恨灌输，终于演变成孩子揭发父亲在梦中喊“打倒老大哥”，而把父亲送进监狱。可在监狱中，巴尔逊还自豪的告诉温斯顿：“她在锁孔里听到，就去偷偷报警，她真是个聪明的七岁小探子，我对她毫无怨恨。事实上，我为她自豪，这说明我培养她上了正路。”    

问：我们知道在苏联曾有过活生生的案例。

答：是的，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苏联树立的少年英雄帕克利夫·莫洛佐夫，他因诬告其父向富农出卖文件而出名。这个诬告把他父亲送进集中营，最后被枪毙。奇怪的是小莫罗佐夫也被人杀了。格伯乌，这是克格勃的前身，说是他的爷爷和叔叔联手杀了他。爷爷，叔叔被立即枪决。小伯夫利克被奉为全苏英雄，人们为他写了诗歌，戏剧，歌剧，在苏联各地都树立起他的雕像。这种宣传在苏联掀起一股告密风，孩子告发长辈，师长，让他们叮当入狱。后来的调查证明，这不过是一场家庭冲突，因为伯克利夫的妈妈嫌丈夫对她不好，便唆使儿子去诬告父亲，原意是想教训教训他，谁知弄假成真，丈夫竟被枪决。而小伯克利夫是被谁所杀，至今未有明确结论。但许多人认为是苏联当局为了宣传和掀起清理阶级敌人的浪潮，让秘密警察杀了他。就像斯大林指派人暗杀了基洛夫，借此掀起大清洗的血腥浪潮一样。在文革中这类事情多得不胜枚举。所以培养仇恨势必败坏人性。毒化社会，这种被毒化的环境最适于暴政的统治。

    

问 ：《1984》中的大洋国有三个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答：对，这可以说是大洋国的核心价值。奥威尔通过分析这三个看起来指黑为白的口号，揭示了暴政的统治逻辑。在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中，有“能指”（signifier) 和“所指”（signified) 这样一对范畴。它表示语言符号和语言符号所要表达的内容。而大洋国的口号恰恰是“能指”与“所指”相背离。他要告诉人们，“黑就是白”。奥威尔造了一个词新语 (newspeak)来阐发他对暴政语言的研究。这个研究极为重要。奥威尔在《1984》一书的后面有一个附录《新语的原则》。他的定义是，“新语是大洋国的正式语言，其设计是为了满足英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需要。新语的目的不仅是为英社拥护者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的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得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再存在。这样在大家采用了新语，忘掉了旧语（oldspeak）之后，异端的思想，也就是违背英社原则的思想，就根本无法思想，只要思想是依靠字句来完成的。”所以新语第一要务是删减词汇，减少表达方式，从而使思想贫乏，简陋以至沙漠化。温斯顿的同事赛姆是新语字典的编纂者，他告诉温斯顿：“我敢说你一定以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创造新字，但其实不是，我们正在毁掉旧字眼，每天几十，上百不等。”看温斯顿不解，他说：“你难道不明白新语的目的就是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将使思想罪永远不会发生，因为将不再会有表达思想罪的字眼。”他又说：“当自由的概念已被取消时，你怎么还会有自由即奴役的标语呢？将来不会再有思想的存在，正统的思想就是不思想。”这段表白揭开了暴政必有的思想控制的入口。在语言流通的领域设置尽可能多的敏感词，这些词一出现在交流中，立即删除。它所想表达的思想便消失了。所以维克多·克来普勒教授在研究第三帝国的语言时指出：“第三帝国的语言一贫如洗，它的贫瘠是根本性的。”何以至此？因为语言的丰富是和人性的丰富相连的，狂风暴雨与一蕊灯花的感受完全不同，要表达这些感受必须有无比丰富的语言。

    

问：纳粹的语言不是为了表达人性而是为了宣传。

答：这就是根本区别之所在。克莱普勒指出，纳粹语言的唯一表达方式是演讲。希特勒和戈培尔只演讲，所以他们的语言风格就是喊叫、宣泄。每日在这种语言环境下生存，人们条件反射般地模仿戈培尔式的表达，从而，“唯一的戈培尔左右着语言的通行证”。我们特别要注意戈培尔式的言语方式，可以说他是暴政语言的集大成者。我相信奥威尔在1948年写作《1984》时一定仔细阅读了戈培尔的那些演讲。戈培尔反复告诉他手下的官员：“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所以宣传的论点必须粗犷，简单，清晰有力。”我们可以看到在竞选中，如果一个党派善于使用简单清晰的语言表达诉求，例如移民、物价、通货膨胀、犯罪等等，这些简单语汇的重复会对选民起催眠作用，因为心里暗示是个人行动的直接推动力，它就会在竞选中占优势。而那些妇女权利、保卫民主、捍卫自由、美国理想、法律尊严等等复杂的诉求则很难唤起大众的直觉反应。戈培尔的名言是：“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这种语言方式奏效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埃里克·霍弗的著作《群众运动的本性之思》中找到。他说：“我们都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在自身之外寻找解释自身命运的理由，成功和失败无可避免会左右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看法，正因为如此，有成就感的人会把世界看成一个友好的世界，并乐意看到它照原样保持下去，但失意者却乐于看到世界极剧改变。”

    

问：但是面对词语的明显自相矛盾，不合实际，不合逻辑，人们又如何会跟着走呢？

答：奥威尔自己创造了一个词来解释这一点，这个词就是“双重思想”（double think）下面我们再仔细分析这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