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西班牙内战中饱受冲击的乔治·奥威尔迫不及待地提起了笔，他要向英国人民说出西班牙内战的真相。一切革命浪漫主义的描述，战斗者的英勇行为都不足以呈现这场内战的真相。但是，当时的英国人对西班牙内战的印象都被这些报导左右，可战争的实际面目却被遮蔽了。奥威尔在战壕里开始了他的真相写作。

问：奥威尔并不是为了写作而去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吧？

答：不，他是抱着抵抗法西斯势力，捍卫民主共和的诉求去的西班牙。但他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个作家。他在西班牙的经历如此丰富，提供了极好的题材，但他动笔的直接原因是他深信作者的天职是说真话。听任不实信息流传是不道德的。所以，1937年2月，他在西班牙前线的战壕里就开始如实记录内战的情况，这就是后来出版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他把在战场写成的片段寄回巴塞罗纳，由妻子爱林打字整理。但这些文字材料被共产党的秘密警察从旅馆搜走了。不过凭记忆，他完成了此书。杰弗里·迈耶斯称：“他是以一种怒火中烧的心情写作《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他反感在英国报纸上读到的谎言，决心揭露在西班牙所发生事情的真相。”奥威尔自己解释他怒火中烧的原因：“我刚好知道清白的人们受到了不实的指控，而在英国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一点，如果我不曾为之愤怒，可能永远也不会写那本书。”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奥威尔这个人的性格品质，他是一位对人的苦难充满同情心的人，而且为人正直，容不得谎言，这促使他把说真话看作写作的道德标准。

    

问 :这个标准是他对一个知识分子, 一个作家的基本要求 .

答：是的。奥威尔曾有一篇随笔，题目就叫《我为什么写作》，明白阐述了他的文学观，创作观，很值得我们了解。他称是在西班牙的那段经历，让他知道了自己该做什么。他说：“我在1936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指向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当然是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他旗帜鲜明地反对那种所谓中性写作，在他看来，不存在什么纯文学，你提笔写作就是在表达某种立场。他甚至认为：“你的政治倾向越明确，你就更有可能在政治上采取行动并且不牺牲自己审美和思想上的独立和完整性”明白了他的这个态度，就能更好地理解他那些批判专制暴政的作品，那些作品不仅对专制暴政的批评刀刀见血，同时又不失文字上的优美，艺术上的完善，这是他毕生的追求。他说：“我一直努力想把政治写作变为一种艺术”这个目标极具挑战性，但我认为他完满地做到了。从西班牙回到英国后，奥威尔的健康急剧恶化，他不得不遵医嘱，去一个干燥温暖的地方疗养，他去了摩洛哥，同时完成了小说《上来透口气》。

    

问：这部著作的名字就挺有意思。

答：是的，我个人感觉这是他经历了西班牙的腥风血雨后，给自己一点放松的时间。所以这部书描写英国人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喜怒哀乐，里面有许多充满情感的对英格兰田园风光的描绘。他爱祖国的山山水水，黎民百姓的情感在此表露无遗，主人公的许多感觉其实就是奥威尔自己童年的回忆，比如他写到：“我所记得最早的一样东西是红豆草的味道，你走上那道从厨房通往店面的台阶，一路走上去，红豆草的味道越来越浓。”这种味道的记忆我们都有体会，比如北京早春槐花的清香，雨后升腾起的那种黄土的味道，虽然是几十年前的味道，但你仍然能够感觉到。现在北京的街上再也没有这种味道了，你知道你的北京已经永远消失了。书中有一段描述，透露出奥威尔那时已经思考暴政统治的来临 。那是他在参加一场左翼联盟的演讲会时，听到了演讲者不停地重复希特勒，法西斯，斯大林，他突然想到，战争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战后的世界，那个我们就要沉沦陷入的世界，充满仇恨和口号的世界，到处是迷彩服、铁丝网、橡胶警棍、电灯日夜长明的秘密监狱，在你睡觉时也监视着你的密探，还有游行和印着巨大脸庞的海报，上百万人为领袖震耳欲聋的欢呼。”这段描写成为后来的小说《1984》中的场景，只是更具体，更细致，更可怕。

    

问：可跟着真正的战争就来了。

答：是的，当纳粹德国的轰炸机飞到伦敦上空投下炸弹时，奥威尔立即参加了英国地方卫队，同时给报刊写了一系列的评论、随笔，表达他对世界政治格局，英国未来走向等诸多问题的看法。发表于1941年的评论《法西斯主义与民主》批评英国国内极左翼的共产党人把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混为一谈的宣传，奥威尔冷静，客观，理性地指出，所有在民主制度下批判民主的人恰恰是在享受民主。他们可以毫不留情地指出资产阶级民主所掩盖的不平等，如工人劳动时间过长，收入不高，文化传播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各类知识精英，议会选举中有钱人可以有各种手段影响选举结果，人们的自由权力，如言论和集会自由，不能有效改变政治格局，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这种民主和法西斯政治差别不大。那些暴政国家的人会理直气壮的宣称，他们的政治制度才是最好的，是克服了资产阶级民主各种弊端的高级民主。如果你批评暴政之下的种种邪恶，他们会说你也差不多呀。奥威尔指出，程度的不同可以决定本质的不同。民主国家中也可能出现冤假错案，但不会有纳粹和斯大林式的大清洗，民主国家中也可能出于各种原因查禁某些期刊报纸，但绝不会有党管舆论，媒体姓党这种事，当人们受到迫害时，一定会逃往英美国家寻求庇护而不会去投靠苏俄布尔什维克和纳粹 。奥威尔说：“英国的法西斯分子和共产党人会有支持希特勒的想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有胆量表达这些想法，他们这么做等于是默认民主自由不是假把式。在民主国家，你会知道当你和朋友谈论政治时，不会有盖世太保正把耳朵贴在钥匙孔上。你会相信除非你触犯了法律，否则他们是不能惩罚你的，还会相信法律的地位凌驾于政府之上。”最后奥威尔断言：“如果让我在张伯伦治下的英国和希特勒想要强加于我们头上的政治体制之间作出选择，我会毫不犹豫选择张伯伦治下的英国。”他的结论是：“资产阶级民主并不充分，但它要比法西斯主义好的多。”奥威尔最后提出的警告是：“有人尝试破坏对民主的信仰，或削弱他们从新教世纪和法国大革命继承下来的道德法则，但并不是为自己攫取权力做准备，或许是在为希特勒铺路，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事情在欧洲频频发生，再也没有理由认错它的本质。”

问：这个警告放到现在也正合时宜。

答：对，我们确实看到这十年来，民主制度面临暴政国家的挑战，这更要求我们保持清醒和对民主价值的坚信。在战争年代，奥威尔有一段时间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他竭尽全力发声，捍卫欧洲的基本价值。后来，他又前往欧洲大陆，作为记者报道法西斯的溃败，同时也结识了加缪、海明威等人，在欧洲的实地考察让他震惊法西斯意识形态造成的实际上的破坏，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苏联加入同盟国，成为共同战胜纳粹的战友时，奥威尔却写了《动物农场》一书，给苏俄共产制度画了一副肖相，看起来是虚构，实际上是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