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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自由,人们会立即反应这个词语的第一感觉:不受外在强制,同时也没有内在压抑的无拘无束。但这种感觉只反映了自由最本能和表面的意义。因为一个社会人必然会处在复杂的政治、经济、宗教、道德等多维情境中,所以他的自由绝不是一种单纯的感觉。在现代社会中,与人的自由关系最密切的领域是人的政治生活,因此人们首先关注和感受的是政治自由。密尔的《论自由》就从这里开始。
约翰·密尔的自由理念中,限制权力是保卫自由的首要任务。
问:看来《论自由》一书集中讨论政治自由。
答:是的,这里要强调一点,对自由问题的思考涉及到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比如从原罪出发,讨论意志自由,这是一个宗教问题。讨论人在社会中的活动的限制与自由,这涉及到法律问题。讨论人对善行与恶行的选择自由,这是个伦理学问题。讨论人类行为在社会形态演变中的作用,是历史学问题。密尔讨论自由,关注的是自由在人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极其表现,关注的是如何保护人的政治生活的自由性质,所以我们可以说他讨论的问题是政治自由问题。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开宗明义指出:“这篇论文的主题不是所谓意志自由,这里所要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适用于个人的权利和限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密尔简单回顾了一下人类历史中早先的权力性质。他指出,古代的统治形式,除了希腊时代的一些平民政府之外,是人民与统治者处于敌对的状态,统治者运用权力完全不顾被统治者高兴与否,那时人民所要的自由不过是对统治者的暴虐权利的防御,而统治者手握权力也不是要造福百姓,相反他们是将百姓当作自己获取利益的来源。在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中,民众只是构成基础的材料。密尔指出:“权力被看作是一种武器,统治者会试图用以对付其臣民,正不亚于用以对付外来的敌人。”
问:这种权力形式是一切专制国家的统治方式。
答:是 的 ,只要权力需要不断寻找敌人,这个权力要么就是暴政,要么就是正趋向暴政。但是在英国的政治体制下,密尔认为这个体制是人类进入了比较文明的一个阶段,有一部分人,密尔称他们为“爱国者”,意识到要对权力施以限制,“这个限制就是他们所谓的自由,”这些爱国者,也就是争取自由的人,有两种方法来限制权力,第一种方法是强迫当权者承认某些政治自由或政治权利,统治者若侵犯了这些政治权利,就应被视为背叛,臣民就可以反抗,在这种状况下造反就是正当。在英国历史上,《大宪章》的产生就是这种情况。第二种方法就是建立宪政体制,在宪法中规定,重要施政原则需得人民或其代表同意。密尔指出,这第二种方法是一切热爱自由的人的主要追求目标。密尔把英国政治结构看作文明进步的标志是有充分理由的,英国作家丹尼尔·汉南在他的著作《发明自由》中指出,“大部分自由主义的专有词汇都来源于英语,比如早在1580年,英国就有了“良心自由”这种表述,1644年又有了“公民自由”,1769年又有了“表达自由”。甚至林肯在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中所使用的“民有、民治、民享”这个表述也来自英国宗教改革家约翰·威克利夫,这是他在为英文版《圣经》所写的前言中所讲的,时在1384年,早于林肯演说480年。
问:林肯喜欢读圣经,或许他读过威克利夫所写的前言。
答:这很可能,威克利夫所表达的观念正是林肯的追求,很自然会成为他本人的政治理念。密尔认为,限制权力的第一种方法不足以保证现代社会中人的政治自由,因此,人们认识到与其限制权力,不如把权力的来源掌握在自己手里。于是,“他们看到国家的各种官府若成为他们的租户或代表,可以随他们的高兴来撤销,那就要好的多。他们看到,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享有完全的保障。使政府权力永不至被妄用到对他们不利。”这种认知的推进使宪政体制日益成熟,选举和任期制成为保障人的自由权利的宪政要旨。因为在密尔看来,“只要有效的做到使统治者对国族负责,可以及时地被国族撤换,那么国族就不怕把自己能够支配其用途的权力托付给他们。”这种对统治者的信任来源于这样一种信念,“统治者的权力实即国族自己的权力,不过是集中了,寓于一种便于运用的形式罢了。”所以我们观察和判断一个国家的性质,首先要看统治者是否确实可以做到定期更换,也就是要看最高权力的任期限制是否真实。中国政治改革最大的成果是废除了终身制,这表明中国曾经确实有过政治文明化的设想。但是随着这个成果被无情摧毁,中国重新陷入独裁专制的泥淖。我们观察当今世界暴政回潮时,首先可以看到一系列统治者,用各种方法使自己可以终身执政,连美国这种号称民主灯塔的国家,现任总统也跃跃欲试要终身执政。所以密尔《论自由》的第一要旨就是阐述统治权的定期更换。
问:统治权的定期更换就能够保障个人政治自由吗?
答:这是政治自由的先决条件,没有这种定期选举,一切都免谈。但是,随后的问题就是保护少数,这个问题要复杂和困难的多。密尔和法国政治哲学巨人托克维尔有密切的交往,他和托克维尔于1835年相遇,彼此赏识,有过许多通信讨论。密尔在他的自传中热情洋溢的讲述了托克维尔影响了他的思想变化,他说:“变化发生过程极为缓慢,最早要从我阅读或者说研究托克维尔先生的《论美国的民主》开始。这本书刚一出版,我就把它拿到了手,在这部非凡的著作中,连作者提出民主政治优越性的方式,因其更明确具体而使内容更有结论性。同时,因为民主政治在人们眼中是大多数人的统治,所以本书就困扰民主的具体危险展开了精辟的阐述和巧妙的分析。但他并非以此为由,反对作者眼中的人类进步的必然结果,即民主政治,而是指出了它的弱点,同时又提出了捍卫民主的种种方法以及必不可少的补救措施。这样可以充分保证民主的良性运行方式,同时消除或减少了它的其他倾向。”托克维尔给密尔的最大启发是对“ 多数人的暴政”的思考,这个问题是避免民主政治退化为专制政治的关键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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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自由,人们会立即反应这个词语的第一感觉:不受外在强制,同时也没有内在压抑的无拘无束。但这种感觉只反映了自由最本能和表面的意义。因为一个社会人必然会处在复杂的政治、经济、宗教、道德等多维情境中,所以他的自由绝不是一种单纯的感觉。在现代社会中,与人的自由关系最密切的领域是人的政治生活,因此人们首先关注和感受的是政治自由。密尔的《论自由》就从这里开始。
约翰·密尔的自由理念中,限制权力是保卫自由的首要任务。
问:看来《论自由》一书集中讨论政治自由。
答:是的,这里要强调一点,对自由问题的思考涉及到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比如从原罪出发,讨论意志自由,这是一个宗教问题。讨论人在社会中的活动的限制与自由,这涉及到法律问题。讨论人对善行与恶行的选择自由,这是个伦理学问题。讨论人类行为在社会形态演变中的作用,是历史学问题。密尔讨论自由,关注的是自由在人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极其表现,关注的是如何保护人的政治生活的自由性质,所以我们可以说他讨论的问题是政治自由问题。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开宗明义指出:“这篇论文的主题不是所谓意志自由,这里所要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适用于个人的权利和限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密尔简单回顾了一下人类历史中早先的权力性质。他指出,古代的统治形式,除了希腊时代的一些平民政府之外,是人民与统治者处于敌对的状态,统治者运用权力完全不顾被统治者高兴与否,那时人民所要的自由不过是对统治者的暴虐权利的防御,而统治者手握权力也不是要造福百姓,相反他们是将百姓当作自己获取利益的来源。在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中,民众只是构成基础的材料。密尔指出:“权力被看作是一种武器,统治者会试图用以对付其臣民,正不亚于用以对付外来的敌人。”
问:这种权力形式是一切专制国家的统治方式。
答:是 的 ,只要权力需要不断寻找敌人,这个权力要么就是暴政,要么就是正趋向暴政。但是在英国的政治体制下,密尔认为这个体制是人类进入了比较文明的一个阶段,有一部分人,密尔称他们为“爱国者”,意识到要对权力施以限制,“这个限制就是他们所谓的自由,”这些爱国者,也就是争取自由的人,有两种方法来限制权力,第一种方法是强迫当权者承认某些政治自由或政治权利,统治者若侵犯了这些政治权利,就应被视为背叛,臣民就可以反抗,在这种状况下造反就是正当。在英国历史上,《大宪章》的产生就是这种情况。第二种方法就是建立宪政体制,在宪法中规定,重要施政原则需得人民或其代表同意。密尔指出,这第二种方法是一切热爱自由的人的主要追求目标。密尔把英国政治结构看作文明进步的标志是有充分理由的,英国作家丹尼尔·汉南在他的著作《发明自由》中指出,“大部分自由主义的专有词汇都来源于英语,比如早在1580年,英国就有了“良心自由”这种表述,1644年又有了“公民自由”,1769年又有了“表达自由”。甚至林肯在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中所使用的“民有、民治、民享”这个表述也来自英国宗教改革家约翰·威克利夫,这是他在为英文版《圣经》所写的前言中所讲的,时在1384年,早于林肯演说480年。
问:林肯喜欢读圣经,或许他读过威克利夫所写的前言。
答:这很可能,威克利夫所表达的观念正是林肯的追求,很自然会成为他本人的政治理念。密尔认为,限制权力的第一种方法不足以保证现代社会中人的政治自由,因此,人们认识到与其限制权力,不如把权力的来源掌握在自己手里。于是,“他们看到国家的各种官府若成为他们的租户或代表,可以随他们的高兴来撤销,那就要好的多。他们看到,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享有完全的保障。使政府权力永不至被妄用到对他们不利。”这种认知的推进使宪政体制日益成熟,选举和任期制成为保障人的自由权利的宪政要旨。因为在密尔看来,“只要有效的做到使统治者对国族负责,可以及时地被国族撤换,那么国族就不怕把自己能够支配其用途的权力托付给他们。”这种对统治者的信任来源于这样一种信念,“统治者的权力实即国族自己的权力,不过是集中了,寓于一种便于运用的形式罢了。”所以我们观察和判断一个国家的性质,首先要看统治者是否确实可以做到定期更换,也就是要看最高权力的任期限制是否真实。中国政治改革最大的成果是废除了终身制,这表明中国曾经确实有过政治文明化的设想。但是随着这个成果被无情摧毁,中国重新陷入独裁专制的泥淖。我们观察当今世界暴政回潮时,首先可以看到一系列统治者,用各种方法使自己可以终身执政,连美国这种号称民主灯塔的国家,现任总统也跃跃欲试要终身执政。所以密尔《论自由》的第一要旨就是阐述统治权的定期更换。
问:统治权的定期更换就能够保障个人政治自由吗?
答:这是政治自由的先决条件,没有这种定期选举,一切都免谈。但是,随后的问题就是保护少数,这个问题要复杂和困难的多。密尔和法国政治哲学巨人托克维尔有密切的交往,他和托克维尔于1835年相遇,彼此赏识,有过许多通信讨论。密尔在他的自传中热情洋溢的讲述了托克维尔影响了他的思想变化,他说:“变化发生过程极为缓慢,最早要从我阅读或者说研究托克维尔先生的《论美国的民主》开始。这本书刚一出版,我就把它拿到了手,在这部非凡的著作中,连作者提出民主政治优越性的方式,因其更明确具体而使内容更有结论性。同时,因为民主政治在人们眼中是大多数人的统治,所以本书就困扰民主的具体危险展开了精辟的阐述和巧妙的分析。但他并非以此为由,反对作者眼中的人类进步的必然结果,即民主政治,而是指出了它的弱点,同时又提出了捍卫民主的种种方法以及必不可少的补救措施。这样可以充分保证民主的良性运行方式,同时消除或减少了它的其他倾向。”托克维尔给密尔的最大启发是对“ 多数人的暴政”的思考,这个问题是避免民主政治退化为专制政治的关键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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