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问题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如影随形，但自从人类社会跨入现代门槛，这个问题急需重新认识，因为它已成为文明进展的一个标志。一个国族中人所享有自由的深度与广度是衡量该国族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尺。法国启蒙思想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英国1640年革命时期的法学家、哲学家更直接面对了这个问题，他们仿佛不约而同地思考着什么是国家威权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界限，权力与权利的博弈如何达至平衡，何种政治制度能造就一个文明与正义的社会。

问：密尔似乎认为他所处的时代需要重新考察自由问题

答：是的，他为这个目的所作的《论自由》一书开宗明义就表达了这个意思。他说自由问题“几乎从最远的年代以来就在划分着人类，不过到了人类中比较文明的一部分现在已经进入的进步阶段，它又在新的情况下呈现出来，要求人们给予一种与以前不同而且较为根本的处理。”他所用的fundamental这个词就是根基性的意思，可见这个问题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但是密尔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认识和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相关，那就是他在中年之后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早在1830年密尔就结识了海瑞特·泰勒夫人，泰勒夫人的夫家是密尔一家的世交，密尔与她的丈夫泰勒先生很熟，认为他是一位“正直、勇敢又可敬的人，也是个开明的人，非常有教养。但是和他夫人相比，智力和艺术品位还是稍逊一筹。”海瑞特·泰勒夫人是密尔极为钦佩的人，他称她为“一位女性天才”密尔对他的描述是：“在我初见她时，她就展现出了丰富而坚强的性格，她的外表美丽机智，与她接近的人都能感受到她与生俱来的超凡气质。再从内心来看，她有着深切而强烈的情感，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天生的才智，更有喜爱沉思的诗人特质。”两人相识时，密尔25岁，海瑞特23岁 。

问：可他们真正结成夫妇却是在1851年，已经是在相识相知20多年之后了。

答：是的。事实上，他们两人在精神上早已交融结合，但这种彼此爱慕却完全是柏拉图式的。这种关系中的海瑞特在密尔眼中就是雪莱。他说：“在一般的精神特性及性情和条理上，我经常把那时的她比作雪莱。”所以，我们可以想像密尔是以拜伦与雪莱的深厚情谊来看待他与海瑞特的关系的。密尔承认：“我们互相爱慕，彼此信任，虽然我们并不在意社会风俗的约束，但我们觉得也不应该因为这些而打搅了她的丈夫或影响她本人的清誉.”在他们交往的这20年中,双方都在知识与思想上彼此给予，可以说友谊促进了密尔理论探索的扩展和深入。这到正应了罗马大哲西塞罗的话：“哲学友谊经常被人忽略，这不足为怪，但却是不幸的事。自哲学诞生之初，友谊就被认为是哲学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段友谊因泰勒先生去世而发生了变化。两人在1851年4月结为伉俪。密尔对这个变化讲过一段很感人的话：“那些年，我从未希望彼此的关系还能更亲密，我本来一生都怀着对她的热盼，期待着彼此生命的完全结合。但如果是与失去我最尊敬的朋友，她最欣赏的丈夫为代价，那我们宁愿永远放弃我们的幸福。她丈夫去世后，我们从长期的精神与写作伴侣上升为生活伴侣。我们一起生活了七年半，也只有七年半，那段日子幸福的像是从天上偷来的。”不幸的是海瑞特有严重的肺病，1858年冬天，他们夫妇两人准备在法国南部过冬，结果海瑞特突发急性肺出血病，逝于阿威尼翁。密尔的心都碎了，他感觉从天堂一下子掉进了地狱。他把妻子葬在阿威尼翁的墓园中，就在墓园旁边买了一所小房子，如同守墓人一样住在那里。就在这里，密尔完成了《论自由》一书。因为这部书是他和妻子一起讨论撰写而成，其中有些章节就出自海瑞特之手，密尔宣布：“我太太和我一起写了《论自由 》。

问 :所以密尔极其珍视这部书。

答：是的，密尔说：“《论自由》是我们合作最多的作品，书中每一句话都经过了我们反复的思考和认真的推敲，我们小心地排查出所有思想上或表达上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论自由》可能比我的其他作品更有生命力，因为我和她思想的共同结晶让这本书成了一本阐发完美真理的哲学教材。”聂耳因此称：“《论自由》一书是我作品中的空前绝后之笔。”而且他点明：“《论自由》一书所阐述的真理，随着社会不断的变革而欲加显明。说明了性格多样化对人类和社会的需要，让人性可以向无数的，乃至相冲突的方向充分发展。”这个提示告诉我们，《论自由》一书的主旨在于论证社会的发展必定带来人性的丰富和社会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的方向并不一致，它可能互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能否认识到压制多样性就是压制了人类向更高的文明前进。有趣的是，密尔在谈到《论自由》一书的思想渊源时，他列举了几位德国思想家，如冯·洪堡、歌德和费希特。因为皇权制度下的德国和宪政制度下的英国相比，知识分子在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方面更感压抑，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呼声更为强烈。比如费希特在他最著名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开篇所谈的就是写作与出版自由，他说：“有一种人认为，克服危险最安全的办法是不要谈论和判断眼前所见的事情，似乎对现实的倒行逆施不说就意味着看不见，看不见就意味着不存在。”这种情况恰恰是暴政之下多数人的心态 。

问：他和海瑞特的思想交流激起他的反省欲。

答：是的，他在与海瑞特的交流中也反省到边沁功利主义的工具化、数量化倾向，对于边沁的功利主义的重大缺陷，我们还可以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名著《卡拉马卓夫兄弟》中的一个问题得到启发。哥哥伊凡问笃信宗教的弟弟修士阿廖沙，“请回答，假如你自己建立一座人类命运大厦，目的是最后使人们幸福，最终给他们和平与安宁。但是为此，不可避免的要残害一个小小的生灵，比如那个用拳头捶打自己前胸的小孩，在他那没有获得报偿的眼泪之上建立这所大厦，那么你是否同意在这些条件下成为建筑师？”这实际上是对功利主义所谓“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个提法的质问。“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逻辑内涵是“少数人的痛苦”，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回答是：“我完全拒绝最高的和谐，这个和谐还比不上一个孩子的眼泪。”他的这个思路和康德一致。密尔的反省使他成为一个被柏林称为“默默脱离师门的弟子”因为他不再坚信幸福是个可以标准化，数量化的东西。或者说，他把幸福看成一种多样性的自我认可。

问：这在逻辑上也是自洽的，因为幸福感是完全个人化的内在感受。

答：这正是他在《论自由》一书中所要表明的观点。柏林总结他的这个变化，说：“他仍然宣称幸福是人生的唯一目标，但是对于构成幸福的因素，它的看法却和他那些功利主义导师十分不同。因为他现在觉得最有价值的东西既不是理性也不是满足，而是多元化，多样性，繁复而完美的人生。其中包含了个人发挥，以及个人、群体与文明的自发性及独特性。他所痛恨与惧怕的乃是狭隘的心智、齐一的标准，迫害所产生的瘫痪效果，以及权威、习俗或舆论所加诸于人的毁灭性压力。”这段总结非常重要，因为循着这个思路，我们才能明确理解在《论自由》一书中密尔所表达的自由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