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节目

三，二，一，倒计时开始。距离2024年奥运会举办权揭晓还有七个月的时间，法国首都巴黎、美国洛杉矶、匈牙利布达佩斯三个城市在巴黎时间2月3日星期五晚提交了有关交通、住宿、观众以及运动员参与体验相关的文件报告，而这标志着三个城市正式开始角逐最终的奥运会举办权。

争夺战已经打响，但巴黎方面似乎并不是那么看好它的两个对手。第一，洛杉矶因美国新总统特朗普饱受争议的移民政策和对穆斯林的不友好态度，承受着空前的压力。虽然洛杉矶市政府目前已经出面表示不会因特朗普的封闭移民政策而放弃用开放姿态继续吸引人们前来，但到底能够抵御到何时，甚至是否能够抵消笼罩在美国全国头上令外界倍感不适的气场，目前尚不能知晓。

在巴黎战神广场旁的人类博物馆里，法国政界和申奥委相关人士在星期五晚上进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在被问及如何评价目前巴黎胜出的可能性时，法国皮划艇名将及巴黎2024申奥委共同主席埃斯唐盖明确表示“巴黎有十分之九的可能性”赢得2024年的奥运会举办权。而法国总理贝尔纳尔-卡泽纳夫也称对巴黎抱有信心，因为“巴黎从不会筑起高墙，这不是巴黎的文化传统，巴黎的传统是共享”。但卡泽纳夫拒绝透露他这里说的“筑起高墙”是否暗指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建隔离墙的特朗普。他也没有明确对特朗普的这一做法发表观点。

在被问及美国的政治倾向是否会影响申奥变数时，巴黎2024申奥委共同主席埃斯唐盖很清晰的说“我们现在专心要做的是组织好法国举办2024年奥运会的准备工作，至于我们的对手现在在做什么，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我们不便置评，也不讨论特朗普。”

除了美国洛杉矶之外，另外一个参与竞争的城市，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因国内7万多名民众签名反对举办奥运会，有可能触发全民公投而最终与竞争奥运会主办权无缘。因此，周五的新闻发布会上，气氛更多的倾向于向外界透露：“巴黎赢定了”。

本次巴黎申奥另外一个亮点在于选取了一个英文口号：“为了共享”。新闻发布会上人们一片哗然，但组织方却称，用英文而非法文起草口号，是想向外界透露出“法国张开双臂欢迎全世界”的开放姿态，新闻发布会全程也以英文为主要语言。

就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为奥运申办燃动的同一天，卢浮宫附近发生了持刀袭警事件。总理卡泽纳夫指责这是一起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行为，但在答记者问时，他表示这起事件没有造成重大影响，是因为法国警方严密控制了事态。从巴黎举办气候大会到手球大赛，卡泽纳夫历数了最近法国成功举办大型国际会议与赛事的经验，并请世界相信，恐怖袭击的阴影一定会散去，法国有能力保证2024年奥运会的安全。

巴黎本次申办奥运会主打绿色环保，节约经费，与体育健身改变生活的牌。据组织方资料，届时95 %的场馆将由已经存在的建筑和临时建筑组成，只有圣德尼的一个游泳比赛场地需要新建。此外，36亿欧元的经费将来自于非公共领域基金，15亿欧元的公共经费将严格用于服务业。环境方面，将相较于伦敦和里约奥运会节约55 %的碳痕迹。

根据日程，二月三日巴黎向国际奥委会提交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申奥材料之后，四月二日至七日将进行体育协议合约的签署，五月十四至十六日，国际奥委会将对巴黎进行实地考察，七月十一至十二日将在瑞士的洛桑进行最后一场对国际奥委会的信息报告，九月十三日将由国际奥委会在利马宣布最终举办2024年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城市。

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去年当选后曾明确表示，他认为现在是重现审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外交关系的中心基础，即“一个中国”政策的时候了。众所周知，这个政策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美国据此断绝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作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的一部分。但在去年12月初，特朗普成为了至少是自1979年以来，第一位与台湾领导人通话的总统或候任总统，令全球官员震惊。

特朗普进一步表示，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可以用来作为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比如中国操纵货币以及南海问题的筹码。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我们不能在贸易等其他事情上和中国达成协议，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必须受到‘一个中国’政策的约束。”

就此，纽约时报的分析指出，特朗普试图用这种方式来利用台湾，击中了中国共产党最为敏感的所谓“核心利益”。如果华盛顿正式承认台湾，中国人应该会断绝中美外交关系。

果不其然，在台湾总统蔡英文赴中美洲四国访问上周末过境美国并与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会面之际，中共喉舌《环球时报》8日登出言辞激烈的评论，威胁说，如果美国侯任总统特朗普上台 后，有破坏“一中原则”的行为，北京为捍卫这一原则，“哪怕走到同美国断交那一步也会在所不惜”。

 《环球时报》评论声称，北京“根本就不用怕他们（特朗普与蔡英文）的挑衅，北京的反制浩然正气，坚定有力”。现在中国“夺回了主动权，美台或主动收敛，或者进一步吃亏后被迫克制”。评论先说，特朗普还在候任阶段，北京“不好与他一般见识，拿两国外交撒气”。评论随后重申，为了捍卫“一个中国”原则，北京“哪怕走到同美国断交那一步也会在所不惜”。环时还说，北京用不著“领特朗普不见蔡英文这个情”。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是中国对美国现任和候任领导人的“任性要求”，而是后者“维护中美关系、尊重亚太现有秩序的“一项义务””。评论声称，如果特朗普进入白宫后“挑衅一个中国原则”，“中国人民一定会强烈要求本国政府全力报复，让美国得不偿失”。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先生最近发表的新年感言，提到2017年将是挑战一中红线的一年。为何有这种反思呢？本次节目特地邀请他来说明，金钟总编辑首先表示：2016年头号新闻就是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而他又大胆地提出要重新看待“一中原则”，这将直接影响到中美关系，令世人不能掉以轻心。

金钟接着说：这位大商家戏剧性的变身为政治家，将要领导一个世界头号强国，不由你喜不喜欢、看不看好，都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川普即将上台已经摆开架势要颠覆白宫多年的陈规，和中国相关的”尼克松战略“必当其冲。敏感而有预测性的，凛然不可侵犯的“一中”神话遭到质疑。中国大陆和台湾因40年代的内战将一个中国分裂为二，迄今已67年。而“一个中国”的戒律，又是美国参与制造的。北京甚至违背九二共识的“一中各表”，只要“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专制大国和一个民主大国合谋一个几乎是国际性的政治公理，让一个实体国家沦为“孤儿”，这是20世纪罕见的“奇迹”。

然而，“奇”在哪儿呢？金钟指出，当基辛格发现“海峡两岸”可以成为有利用价值的外交字眼时，中国大陆正处于暗无天日的水深火热之中，数百上千万的无辜者挣扎在死亡在线，经济面临崩溃。而对岸则已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自由和富裕的道路上前进。戴上一中紧箍咒后，台湾不断陷于孤立，来自北京的打压、欺凌被合理化、被通行无阻。基辛格尼克松外交战略的内涵，已经不是秘密——拉拢中共遏制苏联，所谓联中反苏是也。这个战略的迷惑性至今有效。我们开放杂志早就发表文章严厉批判这个对中国的正常发展极为有害的所谓地缘政治的策略。

邓小平对台的战争威胁失灵

金钟在他的反思中续道：有昧于如此严重的历史是非，而在毛共焦头烂额、众叛亲离之际，尼克松屈尊朝拜一个在林彪事件后奄奄一息的暴君，其后果安在？除了为毛输血打气，就是拿台湾做祭品，牺牲台湾的主体尊严，给中共“以大吃小”壮胆。有人夸张中美对话是“改革开放”的起点，违背事实。政治局批斗周恩来办对美外交是投降主义，证明绝无向西方开放之意。毛从来不为国计民生着想，却不避嫌拉头号帝国做虎皮，反苏有面子，满足帝王的虚荣心。美国拉中共也未必增强冷战实力，莫斯科自信十足，对毛的这套权谋洞若观火，视文革为离经叛道。真正的恶果是在中国内部，以残害自己人为能事的毛，有了美国这样的反苏盟友，自然会强化其政治路线，从而延长毛专制统治的肆虐。我们从邓小平复出支持赤柬、攻打越南，将反苏策略延续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可见其轨迹。但“一中”却在逆境中一泻千里到今天。邓复出上台曾大言炎炎，八十年代解决台湾问题，并制定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规范。但是到1989老戈来访时就泄了气：“我这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

那问题何在？金钟认为：时人动辄以中共武力犯台说事。台湾当局作为战败者的谈共色变，以1994年《1995闰八月》的出版事件最为搞笑。一名记者的天花乱坠，竟获得人手一本的畅销佳绩。开放杂志特地以专题予以辩驳，指出中共1995年攻台绝无可能。后来我们在一个座谈会上又从资深记者秦家骢（前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口中获悉，1979年在北京，乔冠华特地向他透露：“我们永远不会打台湾。” 乔曾是毛周的外事亲信，这句话显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老邓1984年对台重要宣示，也往往为人所略过，邓说，不放弃用非和平方式统一台湾，是因为“承诺和平统一是唯一方式，中国将永不能统一。” 邓交代后代，不要忘记这个“战略考虑”。

中共妄图不战而胜收归台湾

金钟直陈：这话说了三十年，后人已经三代，为了统战，他们不愿做恶人放恶言，只在一中上纠缠。相信他们明白老邓的话只是一种“战争威胁”的心理战，中南海谋士们难道不明白真枪实弹一场对台战争，无论从道义、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各方面言，其风险和代价是值得去承受的吗？选择必然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这是一中舌战经久不衰的原因。换言之，用非战方式谋求台湾称臣归顺，攫取1949年战场上没有得到的战果，何乐而不为！但是，中共面对的现实非常严峻：台湾统派势力的衰落，和本土派的不断壮大与中国渐行渐远的大趋势。可以想见失去台湾人的认同，是邓小平到习近平的谋台之路越走越坎坷而挥之不去的心理障碍。也是川普敢于挑战一中红线的心理秉持。凡此种种，介入一中博弈的各方，都将受到不同的约束，很难将事态推到战争的边缘。

并总结出：川普出招，北京还在观望，一副筹码在握的傲慢。那位堕落为食利者的外交家，再次飞向北京101次，谅已失当年风流。今日暴发户的酒色霸气，终不同于1972年山大王的颟顸蛮横。2017——美中港几场大戏连台。一中摊牌是最难逆料的事。毋庸讳言，冲破一中的禁锢，就是遏止大中国主义的扩张图谋。给亚洲以和平、给台湾以一个正常国家的平等地位，并非鼓动“台湾独立”，而是诉诸于一个更高价值层面，那就是维护台湾在惊涛骇浪中自强不息，已经实现的六次大选三次政党轮替的伟大成就。这是中国五千年未见的划时代大跃进，是无数仁人志士的梦想成真。在博爱、自由、民主的范畴内，2300万人的台湾已是一个世界级的大国，她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与呵护。

（附注：采访时金钟总编使用美国惯用译名“川普”来称这位美国新当选总统）

刚刚过去的2016国际政坛“黑天鹅”事件频现，连带全球经济在各种不确定和突发事件中缓慢前行，在这一大背景下，不少分析认为中国经济2017年的发展将可能面临自金融危机以来最复杂危险和不确定的前景，面临平衡控制风险和稳定增长的考验。就中国经济2017年发展的关键、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可能对中美贸易“黑天鹅效应”的分析，居住在美国的经济学者何清涟女士接受本台电话采访。

 

何清涟：2017年中国经济确实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但是从中国政府目前的应对措施来看，我的感觉是欧盟会出问题，中国也会出问题，但是欧盟出问题的概率远比中国要大，原因很简单，就是欧盟不能用的很多措施中国会用。目前措施差不多，而且中国还没有做到欧盟这一步，欧盟现在是强制结汇，即一般储户存的美元账户，提不到现金美元，是按照当天的汇价给提欧元。中国还没有做到这一步，中国只是推三阻四想方设法对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和个人设置了三种不同的壁垒，增加他们提取外汇的难度。

对外资企业，目前是每一次结汇只能够500万美元以下，500万美元以上的要报批， 这就让很多在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盈利无法变现；对中资企业，暂停十亿美元的所有项目的审批，到外国投资有关房产、包括任何产业，只要不是国家亟需的500万美元以上的也全部停止。事实上据说是100万美元的也已经难以变现；对于个人，购汇5万美元的额度没变，但是手续要复杂多了，比如你说是用学费，就需要提供录取通知书、学费单及其他的有关证明，证明你确实是在国外读书，这样一来，过去中国人习惯用的让亲戚朋友每个人利用额度取几十万，拿出来买房或作其他用处的这条路也断绝了。

昨天（1月4日）刚出来的消息是说，中国政府内部人士向彭博社说，必要的时候也会采取强制结汇，目前已经在国营企业采取这个办法， 就是让企业进款时是美元，但是要求他们提现时用人民币。

从种种措施来看，中国政府采取这些措施可能比欧盟国家更容易一点，这是我的看法。如果要总结一下的话就是，中国2017年的经济重头戏，重中之重就是货币维稳，货币维稳的关键点是外汇维稳。因为去年已经有四个国家因为货币问题出现大问题，如蒙古、委内瑞拉、印度等国家，中国汲取了经验教训，不想再出现因为货币问题而导致整个国家经济垮台的困境。

谈到中国经济风险，除了您提到的货币，另外受到普遍关注的还有中美贸易的问题，被称为是2016年最大的一支“黑天鹅”，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被认为有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黑天鹅”效应，中美贸易2017年面临怎样的前景？特朗普被视为孤立主义的贸易倾向是否会激发中美间的贸易战，而这种孤立主义是否会有利于中国，利用其经济杠杆更多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何清涟：我觉得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和经济政策被说成“孤立主义“，其实是当时竞选中希拉里阵营和欧盟的左派媒体对他的一种有意曲解和误读。在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实行孤立主义、完全不和别人贸易来往。

特朗普的所谓贸易问题被指责为孤立主义的（有以下几点）：第一，不再将国门向过去一样 以零关税或者低关税向所有的国家敞开，那只是奥巴马的TPP承诺的目标，特朗普是要保护美国的利益，所以这就被说成“孤立主义”。特朗普的所谓贸易战，实际上就是一条，即以美国利益为中心，不是像奥巴马当“世界总统”那样，以照顾全球发展中国家、穷困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盟友的利益为中心，牺牲美国利益。当然对世界各国来说，奥巴马的政策很受欢迎，但是美国人民不欢迎，所以我觉得今后特朗普和世界的贸易来往会继续来往，但是不会再用美国的利益去满足其他国家的要求。

第二点，和中国的贸易战将有三个看点：第一个是特朗普声言要把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这一点能不能（做到呢）？按照现在美国的标准有几条，第一是顺差超过200亿美元， 这一条中国是绝对符合；再就是资本经常项目占GDP超过3%的总额，这一点南韩达到了，中国没有达到；另外还有两个标准我就不一一细说了，但是这两个标准中国都没有达到，其他的国家日本达到了，南韩达到了，还有欧洲一些国家也达到了。但同时满足四个条件的国家现在并没有，也就是说，实际上美国开启将某个国家定位汇率操纵国这一办法，但只在1990年代初到1994年有几个国家“中了标”，中国和南韩，中国有一次被定为汇率操纵国。之后，美国财政部表示不再定了。既然这四个标准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同时达到，特朗普上台之后，除了做到两条，第一修改标准，第二为中国特制一套标准。我觉得根据美国现在国会的情况，他是做不到的。美国智囊团体，包括华府的政治精英利益集团基本上都会反对这样做。尽管他的内阁成员强硬，但这类事情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愿做到的话，还不大可能。

有件比较搞笑的事情，就是中国确实是汇率操纵国，第一管制外汇，第二补贴国有企业，其实样样都达标。现在我们要问的就是，为什么中国是事实上的汇率操纵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还要把它拉入一篮子货币，给其特别提款权？还有，为什么美国一直不将中国定成汇率操纵国？这背后的原因就相当复杂了，这些原因如果没有消失，也就是说要定成汇率操纵国也是有困难。中国有一些政治反对人士认为这是绥靖政策，其实不完全是绥靖政策。实际上还是为全世界的经济稳定考虑。现在世界五大货币：欧元，日元、人民币、英镑都在一起贬值，贬值还挺大的，只有美元坚挺，当然其他的小货币就更加不用说了，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如果再贬值的话，会导致全球性的金融灾难，这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都赞扬过去一年中国在人民币汇率管制方面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这听起来很搞笑，但确实是发生过的事实。这个看点我们还必须观察后续。

第二个看点就是关税问题，特朗普在竞选时说过，要把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一律定成45%，这一点我觉得也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标准，增加某一些商品的关税是有可能的，尤其是中国要向美国倾销钢材等这些过剩产能行业的产品的时候，美国可能就会使用惩罚性关税，那税会收得很高。但是有一些产品大概就不会是这样，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如何定税率的问题。中国方面做好了一些准备，就是提高关税，但是没有到45%。

第三个看点就是中美贸易战以后 ，就算是特朗普这方面出了招，中国方面的接招如果损害到美国利益的时候，美国的麻烦可能比中国大一点，因为事实上是：中国方面是政府说了算，企业和其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在政府面前说三道四，但华府政治不一样，首先美国是三权分立，美国国会现在80%的选区都有中国投资，或者和中国做了很多生意。不说别人，就是特朗普委任的驻华大使他所在的爱荷华州就是美国最大的农业州，向中国出口占美国农产品的六分之一，尤其是他利用和习近平的关系过去打通了市场以后， 这方面得利是很大的，这方面会有一些掣肘。

还有游说集团， 而且他们已经给特朗普一个“下马威” ，美国有一个美中关系 全国委员会，文革开始那一年创立的，他们本来六月份是50周年，12月份时在纽约开了一个会，在这个会上，所有的人都发言批评特朗普的对华政策，美中关系对华委员会的主席在会上的致辞，开头用中文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叫做“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全场报以热烈掌声，然后基辛格等人都在会上发了言，都是要求特朗普保持对华政策的稳定性。所以，特朗普受到的各方面的掣肘远比习近平受到的掣肘要大得多，这会是下一轮中美关系的几个看点。

中美贸易战会打到什么级别程度？关键看美国这边，而美国这方面就看特朗普能不能消除所有这些掣肘因素，而要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

有分析提到，特朗普就任对中国贸易的黑天鹅效应会使中国GDP倒退4.8，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何清涟：中美贸易现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位居第二位，第一位的是欧盟，第四为是日本，美日两国还有欧盟这三方都宣布不把中国列为市场经济国家，也就是说，今后还是要随时启动各种关税壁垒，征收惩罚性关税，这当然是不利于中国。但是中国这些年来，处理外交事务远比改革开放初期灵活得多，简直就是非常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表现在他善于各个击破，最后总是使得这些国家在各方面让点步，最后结果往往是中国即使没有全部达到目标，也至少达到百分之七、八十。我看到的过去经验就是这样。所以中国方面与美国的关系在奥巴马时代是“高开低走”，刚开始的时候，奥巴马很想搞好中美关系，甚至全盘接受了中国外交部为他做的研究报告―对华政策期望清单，但是最后关系可以说降到冰点了，非常不愉快。

特朗普与中国的关系会不会重续当年克林顿政府和中国的关系：“低开高走”？最开始讲得非常不友好，但是最后关系却一路高走，变得非常友好？会不会重复？我觉得重复是不可能的，目前是“低开”，但是最后大概过了第一年磨合期之后，双方找到了一个点，如何谈双方的核心利益。而且有一条特朗普已经讲过，对外不干预，不搞意识形态斗争，这两点对中国来说是特别重要， 那么在商言商就比较好办了，如果这次不是突然插进来一个台湾问题，应该说中国政府对特朗普的政策还是比较欢迎的，欢迎这个放弃意识形态斗争。因为台湾一个电话所以就弄得波澜迭起，而且两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目前在今年之内还看不到有私人接触的机会，所以就不大知道他们如何沟通，如果要是有一次私人接触，沟通一下，就像江泽民和克林顿国事访问之前有一次机会，也许情况会好一点。

土耳其的作家和记者阿斯丽•埃尔多安（Asli Erdogan）在遭监禁136天后，上周四（12月29号）获得假释。在去年七月份土耳其政变流产后，在土耳其实施的大逮捕行动的框架下。阿斯丽•埃尔多安和另外八人由于与一个亲库尔德的报纸合作发表专栏，刊登文章或者翻译文章等而被指控属于恐怖组织，遭到逮捕，这一事件在全球各地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和谴责。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部（RFI）的记者斯特法妮•舒尔兹（Stefanie Schüler）在2017年的元旦这一天通过电话对她做了采访，首先在被问到重新获得自由时的心情时，她表示：

阿斯丽•埃尔多安：我觉得我虽然人出了监狱，但大部分的自己还是留在了监狱中，昨天我见到了一些人，我忽然意识到监狱是我谈话的主要主题，我不断地在说这件事。实际上，我的记忆停留在了狱中，这一点很难解释。

在4个半月的时间里我没有见到一棵树，而现在能看到成千上万棵树。忽然有这么多树，有这么多人，对我来说太多了。在监狱中，一切都受到限制，所以出狱后见到这些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世界这么大，如此吵杂，再次适应真的很困难。

但是，也有一些事是多么令人愉快，比如可以重新抚摸一只猫，这在监狱里是不可能的。监狱里没有动物可抚摸。

在狱中能看到的天空也有限，昨天，我再次见到了大海，冬天的大海颜色很灰暗。我要慢慢适应这一切，但我还是有恐惧，每天晚上我都会想：他们是否会在回来，可能三天以后，他们就会再次将我逮捕。实际上，我现在又在重新感受被逮捕后最初的那些恐惧。昨天晚上我就没有睡着，我一直在等警察……

法广：这136天，在狱中关押条件如何？

阿斯丽•埃尔多安：最初的前五天非常艰难，我被单独关押，这一点真的是十分难以忍受。最初的前三天 ，他们对我非常苛刻，在48小时内没有给我水喝。后来，我的这些关押条件被媒体披露了出去。我在和狱方领导见面，进行交谈后，他们意识到我既不是库尔德斯坦工人党（PKK），也不是库尔德人，情况才发生了变化，所以后来监狱方面对我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保护。相比之下，关押我的监狱在土耳其的监狱中条件不算差，关押的也都是女性。但是尽管如此，被监禁对我来说还是难以承受的艰苦。

有一次，是周二，我病的很严重，发着高烧，但被告知周五才能见医生，而一直等到周五才被医生会诊后，周一才拿到药。所有的事都是这种情况。

现在，监狱里的条件比以前更糟。我们每两周只可以通五分钟电话。有传言说外边有人要向犯人发动攻击，恐怖真是时时刻刻都存在。

监狱里也人满为患，因为最近5个月有五万人被捕。（他们）也不停地改变犯人的关押方式，所以，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担心的事就是：我是否还会继续留在这个监狱？还是会被转送到另外一个，比这个的条件更差？在监狱里真的很艰苦。

法广：您被控属于一个恐怖组织，原因是您和一个亲库尔德的报纸合作，这个案子周一（1月2号）还要继续审，您有信心吗？

阿斯丽•埃尔多安 : 我当然害怕，我被从监狱里释放了，但是并没有解除指控罪行。我被指控的罪行如果成立，可以被判处两年半的监禁，甚至是终身监禁。

但很大的可能性是，我的大多数指控最终被取消，但我想他们还是会判处我两年监禁或者类似这样的情形。局势随时会发生变化，也许明天，他们一个电话打过去，我的罪行又会被加重，所以，我当然担心这次审讯。

现在我刚出狱，所以会发生很多变化。

也有一些谣言说已经开始对作家，记者和律师进行谋杀，网上也流传着一些名单。因此目前在土耳其，没有谁会有安全感。

说实话，我很害怕。但我想国际社会的支持和积极活动对我被释放起到不小的作用，我感谢欧洲，尤其是法国的作家和记者们。没有你们的帮助，我现在还会在监狱中。真的，他们可能不会放我出来的。

法广：今天在土耳其，言论自由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保障吗？

阿斯丽•埃尔多安 : 这是一个笑话，今天在土耳其说言论自由简直是一个笑话。他们把我们放出来了，但是第二天就逮捕了一个很有名的记者，他被指控帮助了三个不同的恐怖主义组织。他之前已经遭到过监禁。目前，土耳其有150个，甚至为数更多的记者被关在监狱中。

有人因为在推特上发帖就被捕。很多院士学者也受到威胁。甚至一些很受民众欢迎的电影界的人士也不能被幸免，一些导演和艺术家也都受到审讯。也就是说，只要你在推特上发帖，就可以在家等着警察来找你了。人们十分害怕，包括打电话。我理解他们。

法广：在这样的情况下，向您这样的人，还有那些言论自由捍卫人士有多大的活动空间？

阿斯丽•埃尔多安 :每个人都得自己做决定。但唯一能够让局势发生改变的就是团结。我在这里要发出呼吁：无论你们在哪儿，有何种理念，要捍卫言论自由就必须团结起来。我们必须为那些因种种原因遭到监禁的人士共同行动。团结起来是唯一的出路。

（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斯特法妮 舒尔兹对被释放的土耳其女作家和记者阿斯丽 埃尔多安的采访。）

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上个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全球各地至少有259名记者遭到监禁。这是自1990年开始进行详细的年度统计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年。而至少有几乎佔总数的三分之一81名记者————因为新闻工作而遭土耳其当局监禁，该团体在公布2016年的数字时说，这比“任何一个国家任何时候的数字都要高”。

报道指出，这一增长主要是由于7月份针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军事政变失败后，被监禁的记者剧增造成的。

纽约时报相关报道更指出，被监禁的人中，日报《立场报》(Taraf)的前专栏作家和记者穆罕默德•巴兰苏(Mehmet Baransu)被指控获得秘密文件、侮辱总统和加入恐怖组织，面临最高75年的刑期。

2016年12月6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对外公布了，其著名的最新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即PISA2015测试结果。这次测试中，新加坡受测学生一跃之前两次蝉联的中国上海学生，成为了72个参加国学生成绩中的第一名。该结果一经公布，立即引来世界教育从业人士、决策者、媒体和民众的关注。而此次法广也有幸请来了PISA项目的发起人，被誉为“PISA测试之父”的经合组织教育技能司司长安德烈亚·施莱歇尔（Andreas Schleicher）与您分享他对PISA测试的理解和他作为世界比较教育先驱，通过PISA测试在提高世界教育领域质量获得的心得。

 

法广：我们先来谈谈PISA测试，作为它内容的制定者和具体国际之间的协调组织者，您是否能向我们的听众介绍PISA具体是用来测量什么的，而它测量的宗旨是否在过去有所改变，若真是如此它现在的宗旨是什么？

安德烈亚·施莱歇尔：PISA测试起到的的作用像一面镜子，它帮助接受测试的国家在与其它同样参与该测试国家的对比中，了解相对的自己教育体系公平和质量水平。通过借鉴获得由领先国家在教育领域已展现出的优点和创新，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可能性和经验，并得到一个更完整的国际教育蓝图。具体来说，PISA测试测验学生们的基本素质，比如说在阅读、科学、和数学方面的知识能力。与此同时，它还对那些能帮助学生们取得成功的跨学科能力进行测量。而关于你提到的另一点，PISA测试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发生了进化，而这是因为我们生存的世界正在不断的在变化所致。

举例来说，在2000年（第一次PISA测试）时人们还主要通过书报、文字来获取信息，而这个过程则是从书本吸取前人留下的已知信息的过程。 但如今人们生活在数字时代，因此需要自我选择、对比和评论信息的来源和内容。正如在过去人们可以查百科来需求对未知的答案，并对它的正确性充满信心，但现在你若通过谷歌、百度需按照统一问题的答案反馈就数不胜数，而这时你必须凭借自己的能力，找到在这些“正确答案”中真正的答案。这也是因为现今世界对取得成功需要的能力和素质在不断的改变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正是希望通过PISA测试对这个过程和结构进行测量，这也是测试本身在不断发展的原因。

法广：为什么每隔三年新一轮PISA测试结果的消息就会通过媒体进入大众的眼帘，而这次PISA 2015年测试与之前的PISA测试有何不同之处？

安德烈亚·施莱歇尔：这是因为我们希望对国际教育领域的最新变化和进步进行估量，我们希望从中识别到哪个国家的教育系统发生了最重要和最快的进步。而PISA2015测试则不同以往，它是我们首次通过全数字化的办法来组织和对学生进行的相应测验，在测试时学生们需要通过机考来完成答案，这种测试方式的变化也反映了今天时代的不同。

在内容上，这次也加入了对学生合作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学生对学习的态度，学习方法和终生学习等能力的测量。此次PISA测试重点考核的领域是科学，对学生掌握的科学知识进行测验，但我们也对学生在如何程度上能像科学家一样思考问题同样进行考量，而这个方面各国学生反馈的答案差异却很大。

法广：“我们”应该怎样诠释PISA测试的结果，还是说测试本身和其结果就是为不同群体的反馈而设计的？例如我是一名普通的家长，PISA测试结果会怎样具体影响到我自己孩子的教育质量？

安德烈亚·施莱歇尔：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其结果进行理解，比如最直接的就是各国学生测试成绩的不同。在这次测试中，例如新加坡教育体系下的学生不但在之前PISA测试中成绩就已经拔尖，此次则更上一层楼进一步提高了其教育体系质量，在此次测试中取得了第一名的佳绩。其他东亚国家成绩也都良好有中国、日本等。如中国此次参加测试的4个代表北京、上海、江苏和广东学生成绩的总和占到了世界13%的顶级高分学生，他们是中国到达高教育质量的潜力代表。这一现象同样出现在欧洲多国，爱沙尼亚和芬兰的成绩都不错，而北美加拿大则处于领先。

通过此次测试我们发现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体系都能连续提供高水品的教育质量，这则是供给负责制定本国教育政策的政策人员们的信息。而更重要的是PISA测试能发掘出这些成功教育体系范例的原因，例如是什么导致了一个国家的体系能提供总的高水平反馈，平均的教育机会分配等因素，从中可以认识到能帮助提高学生进步，增加老师教学能力和学校教育效率的方法和诀窍。

对于家长来说他们大多习惯从自己孩子的成绩单中了解到他们的学习进展，也许还会与其它同学的成绩做比较，但他们却很少能看到在国际领先教育体系中所展示出来的，他们自己孩子其实也能达到的可能性。在世界不断变化的如今，以国家作单位的教育质量进步对比不能全面的反馈其真实的价值所在。

法广：同样就PISA测试结果的意义何在进行讨论，有些教育专家认为它能反映出一个国家在受测试的15岁年龄段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储备情况，而也有人认为PISA测试与寻常学生在学校的考试区别不大，它是用来对学生学习进展的反馈，最终排名成绩并不那么重要，作为历次PISA测试的主编，它对于您具有哪些含义和重要意义？PISA测试是否是简单的对世界同一年龄段学生课堂知识掌握情况的测试？

安德烈亚·施莱歇尔：事实上我们通过对多个国家的长期研究发现，学生PISA测试成绩很大程度上预测他们日后方向和发展。例如在加拿大，我们跟踪调查了在2000年参加过测试的学生，我们发现取得好PISA成绩的学生更快地融入了劳务市场并有更好的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PISA测试考研的学生基本能力虽不完全，但他们是学生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PISA所测试的如学生对取得、管理信息，评价和批判性思维的基本能力，是否能像科学家一样解决问题等已被证明是决定学生今后成功的预测数值。

同时，PISA测试与普通考试的区别则是，简单的考核学生对课堂和已知知识的了解程度并不是我们的目标，这是因为我们生活的现代世界奖励的不再是个人是否有高知识认知，而主要是那些能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的人才会更多得获得成功。因此PISA测试与一般学校考试的目标并不相同，受测学生并不需要掌握在某一领域很多的知识内容。如学生的思维能力、程序技能、是否对某一科目的基本架构有所认知，能否像科学家和数学家一样思考对待问题才是考生能在PISA测试中取得高分的成功素养，这也与纯粹的知识测验有所区别。

在PISA测试中中国学生确实表现良好，但通过PISA也发现了他们学习中的一些弱点，例如学生对学习的享受程度，高效学习的能力，对今后发展方向的认知都并不突出，而我们却认为这些区域同样是教育提议应提供的要素。就像如果你能在科学学科考试上成绩良好，但你看不到对科学知识的掌握能给你带来更多机遇，那这种单纯“应试”的知识并不能帮助你发展。

法广：这是否向您在过去的采访中提到上海学生于PISA测验的成功那样，“令人印象深刻不但是他们对所学知识的掌握，而是从PISA测试中他们展现出来能具有创造性的应用所学知识的能力”，是这样的吗？

安德烈亚·施莱歇尔：确实如此，在分析PISA2012数据时可以看出上海学生不但具有良好的数学知识，他们还对数学本身的基本概念拥有很好的掌握，这在世界范围很少见。若拿他们与美国学生相比，他们对数学知识的掌握则相对较浅，更不能像很多上海学生一样具备像数学家的思考能力。就算加入家庭经济背景因素后，在上海10%来自最贫穷学生家庭的数学成绩，还是要比在美国10%最富裕的孩子们反馈要好。这说明上海的数学教育体系可以更平均的全面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

法广：您是否听说过课改后中国所追求的“素质教育”这个概念，在PISA测试中是否对此有所反馈？

安德烈亚·施莱歇尔：是的，素质教育所提倡对学生全面化的培养与PISA测试所测验的设计初衷有所相同，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全面的评估,例如在素质教育概念中所提倡的社会、情感和学生人格方面的培养则很难定量评估。但其与PISA测试的目标相近，因为我们知道要在生活中取得成功，单一的书本成绩是不够的，这些社会、情感和协作的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例如了解社会多元化的存在、自身具备领导力、好奇心等。

法广：在您之前给过的TED演讲中，您曾提到PISA测试并不是用于告诉各国决策者如何去做，去提高本国教育体系，而它是用于告诉大家其它国家处于一个怎样的进度和其特殊之处，近期英国教育部向上海数学教育“取经”的新闻在中英两国，甚至世界上引起反响，您是否认为这一现象是由PISA测试所启迪的国际教育体系“移植”呢？在教育政策方面经合组织是否向其成员国提出具体建议？

安德烈亚·施莱歇尔：的确如此，这个例子与PISA测试的精神所吻合，我们并不希望告诉他人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而是通知他们其他国家在教育领域在做什么，从而鼓励决策者，从业人员在国际范围内的交流和借鉴。英国借鉴上海数学模式的例子事实上不光是政府教育部门之间的互动，它还包括了两地教师之间的经验交换。

世上不同教学的方法其实很多，但往往教师们容易局限于他们自己的课堂，对其他课堂、国家教师的不同并不了解。而这正是PISA测试精神所在，那就是将在教育领域的多元化和不同教学方式通过PISA展现出来，提高教育的透明性，上升教育从业者的国际眼光。除此之外，经合组织还会进一步发现、描述和记录那些优秀的教育政策和实践将其系统化。

法广：关于PISA测试的不足之处，您之前在不同的采访中也提到很多教育的各个方面并不则其评估内容之中，例如不同国家的教育历史，数据背景等, 因此当从PISA数据中进行研究时是否应不但观察国际平均水准，但也不要忘了国家或个人的特殊性？作为测量国际教育质量标准的经合组织推出的PISA测试，怎样又能一直确保其权威性和正确性，值得他人借鉴呢？

安德烈亚·施莱歇尔：是的，我们需要明白学生的不同背景，学校多样的运行模式和一个教育体系所生存的特殊文化环境等。但这同样不能阻止对外界的了解，其实很多时候文化、语言等反而成为了人造的防止我们相互学习的困难。我认为事实上在跨文化的对比中能从不同角得到有意义教训的机会，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多。PISA测试本身就是国际合作的结果，由大约80个国家参与其中，他们共同提供了具体测试的内容、方法并共同建立起得到世界各地国家认可的测试架构。而这个过程是一个很好继续提高的基本。

PISA测试不是单一经合组织的产品，而是参与国家们的“合力”产物。但更重要的是世界在以飞速进步，具体评估方式也在变化, 例如我们之前主要关注学生是否能得出正确答案和完成问题的能力，通过将测试数字化，PISA测试能了解学生是如何得到这些答案的，但我们目前还不能将这一解决问题的过程解读升级成新的学习方式。另外，如若PISA测试想继续取得外界的认可还需要提高在评估学生社会、情感等方面的能力。所以在这个不断创新的世界，PISA测试还要继续提高增加自身内容才会“掉队”。

法广：谈到未来，据了解在下一次2018年的PISA测试中“全球胜任力”（Global competence）将被作为重点加入测试的项目当中，您是否能简单介绍一下这背后的想法是什么？

安德烈亚·施莱歇尔：在当今学生们自己本身能力出众非常重要，但他们也应该能与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协作，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世界的能力，并能理解和欣赏世界是由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组成的。所以如要在当下世界上取得成功，学生们在学业早期就能培养此类的认知是很重要的。评估和促进全球学生们对不同观点和环境的接受和理解，对于我们来说是PISA测试继续发展应被纳入的一部分。

所以目前，我们正在为此设计一个度量标准并希望将下一轮的PISA2018测试主要关注于此，但我们目前还没有可靠的测量手段，这是我们进一步努力发展的新领域。但值得一提的是，PISA测试从最开始就是建立和突破在于此类似的困难之上，通过结合80多个国家的专业知识和分享，我对实现对这一新领域的评估的开拓充满信心。就算此次发展成功之后，未来PISA测试的演变也不会因此而停止，如若我们希望进一步在国际教育界追求完整的高教育质量，PISA测试需要不断向前。

法广：最后，作为一名教育的倡导者，您认为您通过教育所获得的最重要的礼物是什么，能否与我们的听众有所分享？

安德烈亚·施莱歇尔：良好的教育能给予我们对未来的潜力，能使我们参加并创造未来，帮助我们发展新想法，超越我们的出身，而当我们向所有孩子们提供受教育机会时，它则更是增加社会流动的源泉。对于个人来说，如果你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要取得成功可能会有更多的路径，甚至获是否取高等教育并不重要，而如果你的出身相对普通，那争取一个良好的教育就是你一生中唯一的机会。

就我个人来说，我14岁时开始在德国国家少年交响乐团中参与演奏，正是通过音乐我开始逐渐认识世界。我可以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孩子们演奏音乐，这个经历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学业的学习，但这段经历帮助我打开了与新国家、文化、事务和人们所交流的大门。我认为这段经历陪伴帮助我了很多。

以上是法广与经合组织教育技能司司长安德烈亚·施莱歇尔的专访内容。

法国的汉学研究领域不乏奇特的人才，他们中有熟悉中国古汉语，能够识别甲骨文以及易经的老汉学家，例如年近九十的汪德曼教授（Léon VANDERMEERSCH），也有熟通中国古代汉语及古希腊语能够从事古希腊以及古中国比较文化研究的哲学家，例如巴黎七大的汉学家于连教授（Francois Julien ），而最近几年来，法国汉学界又出现了一些能够熟通中国的网络语言汉学新秀， 何诺 (Renaud de SPENS )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汉学家，何诺两年前在法国出版了《中國別話詞典》（Dictionnaire impertinent de la Chine）一书，而且这本书近期刚刚推出了新版。而且何诺先生的特殊之处还在于他在从事汉学的同时还是一位埃及的象形文字研究专家，他也是《学习识别埃及象形文字》（Leçons pour apprendre les hiéroglyphes égyptiens ）一书的作者，曾经在埃及生活多年，在精通埃及古代象形文字的同时，也熟悉埃及今天的文字，也就是阿拉伯语。何诺在中国居住期间，就曾经负责在北京大学教授象形文字一课。

何诺先生近日到法广做客，他向本台讲述了他的独特的研究工作，以及他与中国文化，中国人之间的特殊的缘分。

巴黎国际大学城(La Cité internationale universitaire de Paris)继续向前来法国留学生推出登记注册平台，同时宣布将兴建“中国楼”，“巴黎大区楼”和“韩国楼”等扩建项目。而且此次由法中合作的“中国楼”项目预计在2020年完工，随后开始接待主要来自中国的学者和留学生。在法留学生徐梦雅和巴黎大学管理会负责人Carine Camby接受法广专访。

方便留学生统一注册平台

坐落在14区的巴黎国际大学城近期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继续推出来法留学生登记平台服务。向来法国的留学生提供一条龙服务登记：包括从注册学习，通过警察局和移民局申转换相关学生证件，到申请住房，看病和学生保险等。在巴黎国际大学城主楼设有两个专门接待国际留学生的登记厅，不仅向来法国的外国学生提供咨询，而且方便学生们办理不同的证件，为外国留学生们节省了办理手续的时间。

女博士研究生徐梦雅，自从她 18岁离开中国江苏扬州来到法国学习，在法留学已经8年了。她利用自己业余时间，在巴黎国际大学城登记平台向留学生们提供义务咨询，帮助前来学生们注册，她介绍说，自己当初来法国留学读书，同样遇到签证，住房等方面的困难。来法国留学8年，现在攻读博士管理学位，在巴黎大学城居住。她非常高兴，可以帮助其他新来的留学生。她说，巴黎国际大学城非常独特，有共同的生活空间，也领略到其他国家的美食和文化。

兴建中国楼

另外，在此次新闻发布会上，巴黎国际大学城宣布巴黎大学管理会和北京市政府达成协议，将在巴黎国际大学城动工兴建“中国楼”。法国方面提供空地，中国方面出资，兴建中国楼建筑包括300间新宿舍和公共空间，使用面积会达到2800平方米，初步预算为3千5百万欧元，主要满足前来法国留学的中国学者，学生的需要。中国楼在建筑上将体现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内部建造包括学生公寓，多功能厅，文化，艺术交流等场所，以便加强学生间的往来。按照惯例，中国楼兴建工程完毕后，将由法国方面管理使用。

法方表示，建造中国楼也是为了向越来越多留法中国学生提供经济实惠的住房。根据统计，2014年，在法中国留学生人数达2.8万人，成为法国留学生第一大来源。仅在在巴黎大学城，中国学生的数量排第三位。法国预计2020年在法中国留学生人数将会达到8万。建成后的中国楼会加强法中两国在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

90年历史的巴黎国际大学城

大家知道，巴黎兴建的国际大学城设计独特。早期巴黎国际大学城的模式随后引起欧美其他国家的效仿。

现在，巴黎大学城没有教育设施，只是为来巴黎各国留学生提供住宿和生活设施。向不同背景和水平的学生提供共同的社会生活空间。巴黎大学城也成为各国精英交流，探讨的文化中心。

追溯巴黎国际大学城发展历史，巴黎大学管理会负责人Carine Camby表示巴黎国际大学城在1925年兴建，主要是向世界各国学生提供交流，互相学习空间，增加不同文化背景青年人的理解，共建和平世界。也正因为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学生在巴黎国际大学城生活，让大家开拓视野，了解不同的文化，从而更加包容。

巴黎国际大学城发展经历了3次高峰。第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时，一方面是为了提升巴黎的大学声望和国际影响力，巴黎多所大学联合提出建立巴黎国际大学城，其主要具体目标：提供给学生们健康和廉价的住房，提供给学生们卫生的生活，使不同状况和水平的学生 有共同的社会生活。她说在1925年就接纳了第一批留学，他们主要有加拿大，阿根廷，比利时和美国等国，而这些国家属于第一批也在巴黎兴建自己的留学楼的国家，方便前来巴黎留学的学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国际大学城经历了第二扩充发展，如印度，墨西哥和德国等在巴黎国际大学城兴建各自住宿楼。现在，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特别是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之一，巴黎国际大学城进入第3此扩建，总共要兴建10坐不同国家的留学生楼。其中有中国合作，兴建“中国楼”。着也是要通过交流、增近文化了解，促进世界和平。这主要也是因为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发展迅速，在世界上开始起到重要作用。巴黎国际大学城拥有中国楼可以通过来自中国的学者，研究人员和留学生展示中国文化和传统。

巴黎国际大学城现已发展为来自25个国家的40栋楼房，5千7百套住房的大型国际性学生接待中 心，也是一个把生活、学习与休闲融合一体的综合设施。

巴黎国际大学城

和欧洲不少大城市一样，巴黎市区的大学普遍没有中国大学里必不可少的宿舍楼，来自巴黎以外的学生一般都要自行租房。在巴黎国际大学城漫步葱绿，可以看到不同风格的建筑，如像美国这种大国的馆内部建筑地板上还用象征美国精神的老鹰作装饰。当然巴黎国际大学城拥有学生餐厅，游泳池，网球，足球场等体育设施。

其实，巴黎国际大学城有建筑风格不同的学生楼，代表不同国家的学生楼，体现不同的国家建筑风格。因为向学生们提供经济实惠的住房，因此只有做博士的学生才有资格申请住房，基本情况是在符合资格的6个申请者中，只有1人可以获得宿舍。巴黎大学城要求每个宿舍楼中必须有不少于30%比例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留学生，“这个制度就是为了让居住的学生可以在日常生活接触中了解其它文化。

因为巴黎国际大学城容纳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学者，让他们通过交流，使身心和谐发展，获得科学知识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也把法国文化在带入不同国家。

巴黎大学城学生管理会负责人介绍，法国是排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之后，接受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且巴黎更是来法留学生的首选，这主要也是因为法国有高质量的大学和研究中心。

另外，负责人介绍，法国近期受到恐怖袭击的影响，随后3个月来法留学生人数减少，现在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

巴黎国际大学城是个开放的地区，不仅在欧洲遗产日不同国家楼推出相应的文化活动。平日如果感兴趣的游客同样可以参观，一些国家楼里悬挂着不同艺术作品值得一看。

在纪念文革五十周年之际，我们有幸采访到中法建交后法国驻中国使馆的首任一秘，Marc Menguy先生，Marc Menguy先生是当时法国使馆唯一的一位懂中文的外交官，也是法国使馆唯一的一个经常外出，在北京街头观看大字报，收集中国的报刊信息的外交官，可以说，当时法国外交部主要是通过他对中国街头以及媒体报道的理解来评估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Marc Menguy先生的中文名字叫做孟毅。

法广： 首先请您简单地介绍一下您自己。

孟毅： 我在亚洲当过多年的外交官，那是在我通过法国外交部的亚洲部的高级职称考试之后。我非常幸运地被立即派往中国。我在中国待了许多年，因为当时，在去北京之前，首先必须在香港培训三年。当时，我和一个同事几乎是唯一观察中国的外国人。 我们通过同报纸；媒体以及香港人的接触近距离观察中国， 看中国如何艰难地渡过大跃进时代，中国政府又如何在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周恩来等领导下渡过难关。

之后，我于1964年抵达北京，也就是中法正式建交的第一年。当时是中法关系十分美好的时代。当时的中国人，就连小学生都知道戴高乐将军的名字。法国驻中国使馆，中国外交部以及别的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的，一切从头开始，作为中国的观察者来说，实在是太有意思了。所以，从1964年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事实上，在文革发生之前，我就已经从街头，从报纸上获得了预感；因为，很明显，在我经常去用餐的餐馆等地方，人们对外国人的态度就逐渐有所变化，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友好，变得越来越强硬。再后来，我就亲眼目睹了文革的爆发，亲眼看到红卫兵在北京街头的活动，亲眼看着他们坐火车前往别的城市串联。由于我是使馆唯一的懂中文的外交官员，所以经常开着汽车在北京城四处转，到一个贴大字报的地方就把汽车藏起来，再跑去看大字报上的内容。我亲眼看到中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是如何一天天受到大字报判决，这些消息实在太可怕了。当时我把每天收集的信息集中起来发回巴黎，供法国外交部参考，同时也转交给其他在中国没有外交机构的西方国家。这一切实在太有意思了。

法广：您当时发出的这些报告今天还有记录吗？您当时对您所亲眼目睹的事件作何解释？法国使馆的外交官们相互之间也一定有一些交流？记得已故的比利时汉学家西蒙•莱斯当时也在中国，并且和您一样做了许多有关大字报以及中国媒体文章的报告，他的这些报告后来还编成书出版了。

孟毅：确实，我们做的是同样的工作。但是，我的报告没有被编辑出版。西蒙•莱斯后来说他当时是唯一的一个做报刊以及大字报记录的西方人。我们当时对中国发生的事件不知道如何解释，应该说，我当时每天出门收集情报，到晚上回到使馆都已经累得不行，实在没有时间思考。其实，我在文革发生之前就已经反馈了一些异常的现象，例如，中国人变得不太开放，不太友好，但是他们突然变得强硬，或许是他们知道政府正在改变方向。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政府官员都被拉下马。我见证了许多令人目眩的事件，对旁观者来说，能够亲眼目睹这一切，实在令人兴奋，但是，对当事者来说，对那些被打倒的人来说，却十分可怕。

法广：除了北京之外，在文革期间您还去过中国别的地方吗？ 您作为外交官可以在中国自由的旅行吗？

孟毅：当时必须申请中国外交部的许可证，但是这是可能的。我记得1967年，我在上海就看到那些支持刘少奇的人们如何计划座火车前往北京，声援刘少奇。我当时仍然在中国座火车旅行，我的夫人是记者，她曾经应中国妇女协会的邀请访问中国，我们就决定做火车到杭州看看。火车在等了两个小时之后启动，车开动之前，上来了许多13，14，15岁的年轻的红卫兵。我们当时是火车上唯一的西方乘客，我们坐在车厢的最后面，车上的红卫兵突然发现我们之后，就开始向我们靠近，并且和我们聊天。当时，就有人问我，喜不喜欢毛主席，我回答说，可以，我喜欢毛主席。其后，就有人说，你既然喜欢毛主席，那就和我们一起喊：毛主席万岁！我当时就感觉十分为难，向他们解释说，我是法国外交官，我不能说毛主席万岁。周围的人群就开始不乐意了，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红卫兵们都用恶狠狠的眼光看着我们。幸亏后来我发现车上有一位小学教师，我就向他招手，期待他能够为我解围。我跟他解释说，我是法国外交官，作为外交官我不能和他们一起说毛主席万岁。这位小学教师非常聪明，他灵机一动说，我们非常荣幸地能够和一位法国外交官在一起，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和中国一样，是大革命的摇篮，领导法国的是一位伟大的总统，他的名字叫戴高乐将军，戴高乐将军也写过许多著名的著作。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政治家， 他说完之后，自己就首先开始鼓掌，车上的红卫兵们也随同他一起鼓掌，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法广： 您还有什么希望补充的吗？

孟毅：我想补充的是，在文革之后，我又返回过中国好几次。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就和跨文化组织（Transcultura） 一起到中国访问，参加文化合作讨论会，之后，我有幸参与了首个法国建筑机构在山东曲阜的开设活动，那是在2002年，曲阜向西方建筑师求助，目的是要保护孔夫子的故乡的建筑文化遗产，这在当时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必须有中间人介绍，我当时就将法国布列塔尼的建筑师们联系，我们就从此启动了与孔夫子的故乡，山东曲阜的出色的合作。

感谢Marc Menguy孟毅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

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学子们离开故乡前往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追求接受进一步高等教育的机会。而通过他们在中西双边获取到的受教经验，很多人都有着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在高等教育和众多学科研究领域内对比国内拥有领先水平，然而在基础教育质量上, 中国部分地区的教育质量和水准并不比国外差; 在近年来还有甚至领先态势的经验印象。

虽然这一理论一直到上世纪末, 因为在国际上权威的比较教育系统评估的缺乏，还难以得到证明和取得事实依据。但随着如上海学生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推出的，专用于对比世界多国教育系统成绩的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连届的优异表现，以及特别是在今年如英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式基础教育产生极大兴趣，并甚至开始采取教学引进等措施，若单说中国的教育水平在国际上到底是个什么位置? 再次成为了国人以及越来越多国际教育从业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下文将为您介绍近来中国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系统，如何在国际上教育领域多次成为焦点。 并根据同样是经合组织在9月15号最新推出的, 关注于世界教育系统评估的《教育概览2016》，从专业和数据比较的角度，尝试为您诠释一个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现存基础和高等教育系统存在的优势和不足之处。

令奥巴马钦佩的中国学生成绩

自2000年开始有着世界发达国家俱乐部之称的经合组织每3年开始推出名为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该项目专用于通过阅读、数学、和科学能力对受测各国时年15岁学生们的相应能力进行统一测验和对比。与此同时通过进一步研究该评估推出的直接结果和其他可能影响因素的的附加探究，如贫富差距、家庭社会地位、性别等是否且如何影响学生成绩等问题的研究，该评估也同样被用于各国政府审核目前他们现存的教育政策和作为发起教育改革依据的宏观用途。据悉自中国以上海地区为代表在2006年首次参加该项测验以来，分别在随后的2009年和2012年两届评估中蝉联三项受测国家世界第一的位置。而该评估除了针对经合组织成员国外还有如中国香港、澳门，巴西，新加坡等全世界共60至70个国家的学生们参与了这两届的评估测验。

在2013年的测验中上海学生们以课业第一名每周13.8小时比平均值高出近一倍的课外学习时间取得了在数学总分613分，阅读570分和科学580分，比经合组织平均水平分别高出119分，74分和79分的世界排名第一的优异成绩，这一新闻在当时就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强烈关注。值得一提的数据显示大约66%的中国学龄儿童生活并受教育在相对落后地区，而上海居民较中国其他地域更优越的经济水平，教育资源的存储以及当地政府的大力投入都使得该地区的优异表现， 并不能该结果也经常被外界曲解为是整个中国这一阶段教育水平的平均展现，更准确的说上海的成功是中国该阶段教育的典范。但是随着媒体的传播和事实的展现，在今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教育同仁们认识到了在出成绩方面中国的教育模式确实存在着它的独特过人之处。

而就在今年教师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重返其母校时，他向当地学生透露道：在他本人与奥巴马的交谈中，美国总统本人对中国最为佩服的一个是中国现有的高铁系统，另一个就是中国的数学教育水平。正如该项评估的发起人经合组织教育司司长安德烈亚斯•施莱科在接受英国媒体BBC采访时说的那样：“他本人不把这项评估只看作是一次全球教育的大排名，而跟多的是通过它获得本国教育系统更多的信息，提高理解和自身测量的标准。” 但话虽如此究竟上海学生们的优异表现是否得到了外国媒体，和教育领域专家们的认可和关注，并被他们其中的部分人当作范例呢？就目前来说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是更定的。

中式基础教育模式的“海外试水”

在媒体方面因为该项评估测验结果每三年对外公布一次且其内容透明性强，人人都可以在网上查到，再加上作为其主打产品之一的国际排名向来受到媒体和世界教育从业人员的关注等原因，该项评估测验在同类型国际教育评估中影响甚广是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因此作为蝉联两届三项测验冠军的中国上海代表也成为了媒体们在谈论比较教育和该项测验的直接关联范例，在主流媒体和个人博客中被屡屡引用。然而在今年来通过媒体对于中国基础教育模式进行国际化实验在吸引人眼球, 笔者认为也是最符合时下流行的真人秀模式的范例莫属于2015年英国BBC电视台推出的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

根据该片介绍来自中国的5名老师在一个月内接管了在英格兰汉普郡的博航特中学一个50多个学生组成的中学级别的班级。在这段时间内他们接受中国老师的教育方式、方法和内容。在学习上一改平时相对轻松的课业和对学生分级应对的当地教学方法，反而主要采取中式长时间学习多练习不分级别的大锅式教育方法，在英女王的国土上尽可能的还原了中式基础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在这一过程当中观众们除了可以看到这个班的“中国学生”穿着中式校服在他们其他班同学的异样和好奇的眼光下做着早操，升起国旗之外，该片的高潮莫过在于最后中式班级成绩与英式班级教学成绩的比较。在这一次真人秀版的PISA评估中，虽然其控变量手段并不完整和科学，但是中式班级最后还是经过了早期的不适应之后， 以最后数学67.7分，中文46.88分，科学58.33分全胜相对比英国班级的54.84，36.46和50分的平均分。

取得这一结果到底是中式方法完全由于该范例英国老师们采用的英式当地模式，还是中国老师采用的中式教育所惯用的加大课业，重复练习到底多少帮助影响了最后英国中式班的较好结果这都很难说，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个范例和在PISA测验中所反映的中国学生普遍比世界平均水平课业过重的情况也是中式教育特色一点的不争事实。

除了在媒体上中国基础教育利于“出成绩”的特性得到了相应来自国际的关注和认可，甚至就在今年7月随着英国教育部宣布将在全英8000所小学推广中式数学教育法的消息一传出，外界也看到了在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所开创的大规模引进“中式特色”以弥补自身基础教育模式不足的范例。据悉此番改革英国教育部决定占到该国小学数量的近一半之多。有此意愿的小学可以通过向政府主管部门申请的方式进行这一改革计划并获得资金支持。与此同时该计划还将在英国全境建35个数学教学中心帮助普及中式数学教育在该国的普及。据了解在英国在此之前已经加强与中国的教师互换和培训工作，根据其教育部公布的信息现已有超过140民小学教师接受了相关培训。虽然该消息一出立即貌似中国教育模式总算“逆袭”的势头呼声不小，但也有评论认为同样英国教育部此举并不能代表中式教育整体上就比英国原有教育模式所先进，也不是对自己原先模式的抛弃，而它更多显示的是该国在基础教育改革中表达的吸取他国长处，增加教学多样性的渐进改革行为。

经合组织数据告诉你中国在高等教育的进步和不足

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可以学习英国的范例改进中国教育模式在高等教育存在的不足呢？因此首相我们必须从与其他国家教育模式的比较上看到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恰逢经合组织每年一度的，全球教育系统评估和探究著作《教育概览2016》于9月15号出版，通过法广与该组织教育司高级研究员玛丽-伊琳·杜马特女士的采访，她向我们介绍了中国高等教育在男女比例上的体现良好的进步和优势，以及在高等教育结业率，覆盖面积和职业教育发展上中国相对发达国家的不足。

对此在接受采访时她说道：“在高等教育阶段与经合组织国家相比中国学生们的结业率相对较低，但在过去十年中在这一领域还是有很大的进步。例如目前在25-34岁的人群中, 他们要比自己的父辈有超过近乎5倍的完成一种高等教育学业的可能。而在高等教育男女学生比例方面中国也具有优势，超过一半的学生为女性。” 根据该组织的数据显示， 在2013年女生高等教育组成率经合组织平均值为58%，而中国52%的数据要比作为该组织成员的瑞士、日本、德国还要高。于此同时， 在被问到为何先进国际上更加认可中国基础教育， 而高等教育是否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时，她回答道：“首先在高等教育阶段中国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其覆盖面相对较低，如就学生高等教育阶段首次毕业率来说仅为23%是该项中较低的一个数值，因此我认为中国等教育存在的一大挑战，就是确保能更平等的覆盖更多的学生群体。第二需要提高的地方就是在选择接受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时，设法增加职业教育对学生们的吸引力，而成功的职业教育是通往职场的另一条有效道路，在这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选择该渠道的学生较低。”

而她给出的关于这两个挑战的建议则是“针对覆盖率问题，可以通过政府加大补助来解决，例如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费用较高，但是通过向学生们提供贷款，奖学金和补助金将近85%的该国学生都从不同程度享受着来自政府的补助，从而帮助更多的学生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对于激励职业教育发展问题，她则指出目前来说世界上这一领域的模式较多，但如工读相结合的职业教育模式目前较为成功和有效，学生不但获得课堂知识同样直接参加工作。在如奥地利德国等国家此种学业与工作经验相结合的模式在当地的职场上融合的非常好。”

她也建议到：“因此对于中国学生们还说当高等教育覆盖率并不能完全照顾到需求时，根据数据显示通过职业教育的途径进一步的接受技能和知识的培训，要比直接进入职场在个人经济回报上得到的数值要高，在就业机会上也会因此增加。”而关于近年来出现的中国出国留学生潮的现象该著作数据同样基于描述，数据显示尽管只有2%的中国高等教育适龄学生在外国接受教育，但他们的数量仍然成为了特别是在英美国家所占外国学生的最大比例。

对此她提到：“中国在外留学生大多在当地学习成绩不俗，这也与他们直接在国内接受的教育有关，与此同时可以观察到的是很多留学生在毕业以后选择留在他们上学的国家，而更多的国家也在试图开放相关法律，使得留学生们能有更大毕业以后在当地就业的机会。中国对留学生的开放存在着多种好处，如当海归回国时使学生整体国际化等。”

就在达赖喇嘛访问法国之际，我们请达赖喇嘛驻欧洲特使格桑坚赞（Kelsang Gyaltsen）先生回顾总结了十多年来北京与达赖喇嘛方面举行的多次谈判的具体经过。格桑坚赞作为达赖喇嘛的谈判代表曾经参加了所有的谈判会议。由于这些谈判都是闭门会议，外界只能间接地获得一些零散的传闻，对谈判进展的过程，北京谈判代表的立场以及态度知之甚少。格桑坚赞今年六月在巴黎藏传佛教节日期间接受了本台的采访，他向本台详细介绍了双方谈判的前后经过。

法广： 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同北京举行了多少谈判，谈判的时间以及地点。

格桑坚赞： 2002年，我们同中国政府取得直接的联系，从此以后，我和我的同事曾经去过九次中国，期间有一次是在中国驻瑞士使馆，所以总共有过十次会议，九次谈判，一次非正式会议，谈判从2002年开始到2010年结束，2010年是最后一次。

法广：谈判使用的是什么语言？藏语的“独立”与“自治”这两个词的含义是否同中文等语言一样明确，不存在任何模棱两可的可能？

格桑坚赞： 我们说藏语，我们的翻译翻成中文，然后，中方代表说中文，由他们的藏语翻译翻成藏语。我们藏语中对独立与自治有两个不同的词，分别是十分明确的。我们藏语中确实有这两个词。

法广：能否介绍一下九年来十次谈判的整体状况？

格桑坚赞： 谈判大约经历了九年的时间，一开始的时候，中国代表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他们显示对谈判的兴趣，也认为双方之间应该进行对话。尽管双方的立场以及观点分歧十分重大。然而，双方都认为见面对话是十分重要的。但是，2006年的时候，中方的立场开始显得十分强硬。他们明确地表示不再就自治或者藏民的未来进行谈判，唯一可以讨论的是达赖喇嘛个人的问题。

法广： 那他们当时有没有解释是出于什么原因？今天回想起来，您明白是什么原因吗？

格桑坚赞： 没有人知道中国代表团是由于什么原因改变立场，为什么变得如此强硬。有分析认为是由于中国政府内部的权力争斗，江泽民当时受到来自党内强大压力，所以不得不显示强硬姿态。也有人认为可能同2006年达赖喇嘛在印度南部施教大会有关，因为这次讲经大会曾经汇聚了上万名来自西藏的藏人，当时讲经的主题是要保护动物，达赖喇嘛强烈呼吁藏人不再穿着动物皮毛服装，尤其是虎皮等动物皮。讲经大会之后不久，在全藏区就有许多人开始焚烧皮革，曾经引发很大的轰动。而皮革服装对藏民来说是十分昂贵的服装，但是，达赖喇嘛一呼吁既然有这么多人响应。有人就认为这可能是北京政府采取强硬立场的原因。但是，真正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之后，2008年就爆发了西藏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事件，达赖喇嘛当时对西藏的状况十分担心。他要求我们同北京官方联系，要求北京不要采取镇压措施。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试图说服北京不要采取强硬措施，所以，2008年6月，北京政府突然告诉我们，说要求我们解释我们所说的高度自治的是什么，要求我们拿出具体的文件。我们对此感到十分欣慰。所以，在之后的会议上，我们就递交了我们的自治备忘录。我们的备忘录是完全按照中国的宪法撰写的。但是，遗憾的是，中方全盘拒绝我们的要求。他们说，我们的所谓自治其实就是半独立，违背了中国的宪法。但是，他们却没有解释我们的备忘录中究竟有哪一条违背了中国的宪法，为什么说是一个半独立的要求。他们说我们不遵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遵守中国的自治区的运作规章。不尊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模式。所以，2010年，我们在备忘录上增加了一些附加的注解，并且递交给了中国政府，但是，到今天都没有收到中方的回应。所以，如果你们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递交的备忘录以及注解这两份文件，这两份文件涵盖了我们有关要求西藏全面自治的所以的立场的观点。

法广： 既然他们全盘否决了你们的提议，那么，中国代表是否提出什么建议呢？

格桑坚赞： 他们什么都不提议，当我们问他们为什么全盘否决我们的要求；既然如此当初为什么要我们拿出备忘录时， 中方谈判代表，中国统战部负责人朱维群就明确地回答说，这是一场测试，目的是测试你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场的理解，是要看西藏代表同中方立场之间的差距。也就是说，他们根本就没有进行有关自治谈判的意愿。

法广： 这九次正式谈判中对哪一次的印象最好？

格桑坚赞： 在所有的会议中，应该说是2008年的那次是最积极的谈判。那是2008年6月和七月，在北京奥运召开之前。北京代表突然向我们表示，他们愿意听取我们的意见。这是唯一的一次。之前，也有一些积极的表态，但仅仅停留在应该继续对话等等，2006年态度又突然改变。2010年以后，就没有收到中方的任何回应。

法广： 那就达赖喇嘛个人的议题呢？他们不是只愿意讨论这个议题吗？达赖喇嘛2011年正式脱离政权之后曾经表示希望能够返回中国朝圣，去佛教圣地五台山等地云游，中方对此是否做出回应？

格桑坚赞： 没有，达赖喇嘛长期流亡国外，因为只有在海外他才能自由地为藏人发声。达赖喇嘛将政权转交给西藏民选政府之后，曾经表示希望能够前往五台山访问，但是，中国官方并没有做出任何回答。

法广： 谈判在2010年之后一直中止至今，今天是否还有恢复谈判的希望？

格桑坚赞： 我们的立场十分明确，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们都愿意同北京举行谈判，这是我们一贯的立场，今后也将一如既往。

感谢格桑坚赞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