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书报检查制度是对人类精神自由和创造性的致命残害，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是为什么呢？却很少有人刨根问底，论述清楚。弥尔顿以人类精神发展的历史为线索，精辟地阐述了一条万古不易的原则，阅读是人类精神扩展与升华的必需。

问：弥尔顿把出版自由看作一项基本人权，这个见解相当超前。

答：是的，人类发展史上有些关键性的观念，现在我们习以为常，可当时提出这些观念并且加以阐述，却是石破天惊的事件，特别是当你看到这些基本人权如同空气、食物对人类的生存状况、生存质量是如此重要，可在某些国家中竟然完全缺失，你会感到莫大的悲伤和愤怒。究其原因，当然在于政治制度，良政、善政会把贤哲阐明的原则奉为社会运行之本，恶政、暴政则会想方设法扼杀、践踏这些原则。弥尔顿向国会提出这篇《论出版自由》的演讲的时代背景是这样的：自印刷术发明和广泛运用之后，政府开始关注书籍的流传，因为书籍的流传越容易，人们的思想就越活跃。我们都有这种经验，你有一个想法出现在头脑中，若没有机会向别人讲述、阐明这个观点，它就会渐渐萎缩、消失，思想的火花若不能烧起大火，它自然就会稍纵即逝。好比汽车发动机的火花塞打出火来却点燃不了汽油，发动机就无法运作。当一个想法被表达给他人，自然会激起对方的反应，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有反馈，激发更活跃的思考。

问：为什么英国的权力阶层对活跃思想、自由讨论相当忌惮呢？

答：这主要是宗教原因，当时英国的长老派、新教徒、天主教，各宗教流派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宽容的思想还只存在于极少数的贤哲头脑中，例如莫尔、培根等人。马克·帕提森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有一个详尽的总结，他描述说，1556年英国在玛丽治下，伦敦的出版业有法律特权，既出版图书也控制作家，一切出版物都必须在出版社登记员处登记，通过审查获得许可执照，任何未经官方审查员许可的东西，一律不许印刷。星形法庭对犯规者实施刑事审判，法庭自己颁布出版条令。这个举措引发人们对查理一世的反感。但王权的削弱并未取消出版审查，国会把检察权交给出版公司的特派员。只是从前被禁的是长老派的书籍，如今遭禁的是天主教和国教的书籍，这个制度就是弥尔顿所坚决反对的《出版审查与许可制度》。所以他的演讲的题目，直译就是“无许可证的出版自由”。弥尔顿最著名的论断是“出版审查扼杀了书籍的生命，这就如同犯下杀人罪，而且杀死的还是一位殉道者。如果出版审查涉及到整个出版界，那就是一场大屠杀，在这种屠杀中杀死的不止是尘世的生命，更是伤及精英或第五要素”。所谓“第五要素”就指人之为人的精神理性。在弥尔顿看来，出版审查制度，实质上是剥夺了人之为人的本质。为了证明他的这个观点，他从希腊、罗马古典精神中获取例证。他指出，在古典时代，除了渎神和恶意诽谤他人的作品之外，所有书籍都可以自由流行。他举出哲学家卢克莱修公开宣扬伊壁鸠鲁的享乐哲学，写成长诗《物性论》，送给执政官曼米阿斯，历史学家李维在他的著作中赞美庞培，庞培是凯撒的死敌，但凯撒的继承人屋大维却没有禁止李维的著作，奥维德写了一部著作《爱的艺术》来宣扬男女性爱的技巧，这些书完全没有受到审查禁止。

问：奥维德不是曾被屋大维放逐吗？

答：是的。但弥尔顿认为，他的被放逐是因“某些秘密原因”。这个秘密原因是什么呢？历史学家们猜测是因为奥维德知道了屋大维的孙女尤莉娅与人私通的秘密，而且散布出去，惹怒了屋大维。但是，在希腊罗马世界中，确实不存在书籍审查制度。颁布第一个禁书目录的，是教皇马丁五世，他下令，凡读所谓异端书籍者，一律开除教籍。到了宗教裁判所逞威的时刻，大规模的禁书开始了。弥尔顿说：“为了使他们的侵犯手段更加严密，他们还创制了一项办法，规定所有书籍、小册子、论文不经两三个如狼似虎的修士批准就不许印行”。弥尔顿愤怒地指出，禁书令“是从最反基督的宗教会议和最专横的宗教法庭发出的，而以往书籍和生命一样，可以自由进入这个世界”。他控诉这种剥夺人类思想自由的邪恶制度：“一本书在出生在世界上以前，就要比一个有罪的灵魂更可怜地站在法官面前受审，它在乘船回到光天化日之前，就要在阴森黑暗的环境中，受到拉达马都斯那一伙人的审判”。这个拉达马都斯就是地狱中的法官。所以在弥尔顿看来，出版审查就是一桩地狱中的勾当。

问：看来出版自由在弥尔顿心中无比重要。

答：是的。他一方面批判书报检察官，一方面列举古代贤人对阅读的看法，来证明读书无禁区这个真理。他举出的一个例子是宗教人士代奥尼苏·亚历山大尼斯，当有人指责他胡乱读书时，他梦见上帝给他送来了一个信息：“你不论拿到什么书都可以念，因为你有充分能力作正确判断和探讨每一件事”。弥尔顿援引《圣经·帖撒罗尼迦书》中的话：“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弥尔顿解释说：“只要心灵纯洁，知识是不可能腐化的。书籍当然也不可能腐化，书就像酒和肉，有好有坏，对坏的胃口来说，好肉也和坏肉一样有损健康。而坏的书籍对一个谨慎明智的人来说，可以帮助他发现、驳斥、预防和解释”。这意思就是说，读书人的自由可以帮助他磨砺自己的理性，增强分辨力，在优秀的著作中汲取养料，而那些拙劣的书正是考验他分辨力的试验品。我们不能忘记，文化革命结束后，最振奋中国知识界的一篇文章就是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读书无禁区》。可是，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新的罪名，叫做“私藏和阅读有严重问题的政治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