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对等关税”战在过去一周内迅速演变，从美国单挑全球的态势逐步聚焦为美中之间的对垒。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已从34%飙升至145%，而中国则强硬反击，宣布对美关税提升至125%。这一激烈的博弈不仅预示着中美贸易关系的深度脱钩，也意味着全球经济将面临震荡甚至衰退的风险。这场关税战正在颠覆国际贸易秩序的基础逻辑，并可能引发一系列深远后果。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旗下的@ABC中文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周二，在经历了数周的不满之后，金融市场的真正实力派出手了。他们开始抛弃美国国债，令市场利率急剧上升，对美国全球金融主导地位展开前所未有的攻击。这不仅仅是一种斥责，更是一个不祥的信号，表明世界正在对美国失去信心，而美国将为此付出代价。 

网友@老沉发帖说：125%关税，不只是（中方）的贸易反击，而是美元信用链条的断裂。中方这次不是“还手”，是“抽刀”。美债、美元、全球秩序都在这一刻被重估。后果一：美元“印了不回”的时代到来了。过去，美国可以印美元买中国产品，然后中国再买回美债，美元完成闭环。现在这个循环断了。中方不再顺差、不再结汇、不再买债。美元输出成了一次性交易，系统稳定性开始动摇。后果二：中国将主动减持美债。关税对等反击只是表象，本质上是中方在告诉市场：“我不再是你的财政缓冲器。”这意味着：美债利率中枢上移；美元资产避险地位被动摇；全球开始重新定价“无风险利率”。后果三：人民币国际化获得加速通道，中方将扩大人民币双边结算协议；增持黄金与资源类资产；推进（数字人民币）e-CNY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美元体系之外的平行体系正在成形。后果四：全球走向“两套金融系统”；美元区非美元区（人民币+本币结算），美元不再是唯一锚，资本开始重新评估谁“值得信”。中国的主动撤离，留下了一个巨大而持续的空缺，全球第二大美债买家不再接盘。这一空缺谁来填？没人愿意白送，其他买家会要求更高利率、更好条件，这意味着：美债的发行成本将持续上升，财政赤字开始被市场“实打实”地定价。过去，美债是全球最容易卖出的资产；现在，它开始需要“讲故事、拼收益”。财政赤字不再是免费的；市场也不再无条件信任。 

这不是关税，这是告别。中方这份125%关税公告，实质上是对美元信任体系的告别；对美债投资逻辑的告别；对全球“美国中心论”的告别。货币战争不是靠喊口号，而是用“顺差”说再见。 

一篇题为《消除贸易冲突，需要经济的“去政治化”》的网文这样写道：目前，两个大国似乎走上以逼迫的方式，促使对方让步的道路上去，这有可能加剧贸易冲突的风险。显然，双方走向和平与合作之路才是普通大众的福音。但是，要消除冲突必须了解产生冲突的原因。贸易战或热战，根源是经济的原则屈从于政治利益，而实际上经济原则是普遍原则，是不能被牺牲掉的。自由贸易是指这一原则的优先性，它不只是指贸易发生的那一刻的自由交换，而是指个体行动的普遍自由，比如产权的保护，权力的约束，没有谁拥有特权等等。无论美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都应该遵循这一原则，退出对经济的干预。 

经济民族主义是政治高于经济原则的表现，它认为存在着独立于个体利益的“国家利益”。它把整个国家视为一个经济单位，而没有看到经济活动是个体的，发生于个体之间。追求改善自己境况的个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促进的。但是，经济民族主义否定了这一基本事实，它把“我们”理解为“国家”，把“我们的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而事实上，“我们”应该被理解为普遍的个体，我们的利益是普遍个体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进而言之，经济民族主义把不同国民的不同利益简化为国家利益，认为可以用政治手段去保护或促进，殊不知，不同国民利益的促进，在于分工合作的实现与扩展，政治的作用在于保护或促进分工合作的实现，而不是阻碍它。当政治服从于经济原则时，这样的政治是良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或恶性的政治，是把不同个体的利益偷换成“整体利益”。而整体利益是虚幻的，被政治手段保护的“整体利益”，其实是特权利益。为维护特权利益所采取的垄断或对市场的干预，就是“经济的政治化”，这是对个体自由的否定，也是各种冲突，包括贸易冲突的根源。 

关于经济民族主义，米塞斯曾说，“在经济领域苦斗的国家之间，是不可能实现共同安全的。” 经济民族主义也是持久和平与合作的主要障碍。他似乎有先见之明地指出，“如果拉美和欧洲人民遭受美国外贸政策之苦，这两个洲的民主国家怎能与美国达成密切的政治合作？” 他也警告，若纵容经济民族主义，那么“第三次更为可怕的战争也就无可避免了。” 

文章最后强调，真正的自由贸易应被视为“经济的去政治化”。无论哪个国家，都应主动减少对经济的干预，降低关税，消除不合理管制，实现更大程度的开放。这不是一种屈服或屈辱，而是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勇气。只有各国摆脱经济的政治化，才能降低冲突加剧的风险，为全球经济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