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言微语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以色列与伊朗正面冲突全面爆发是社交平台持续关注和热议的焦点。让我们来看看中文社交平台从什么角度来关注这场战争。

一篇题为《一个希望之国的夭折与死局》的网文这样写道：截至目前，伊朗被以色列“定点清除”的高官至少已经有五名。以色列现在实际上是在打击伊朗已经摇摇欲坠的权力继承体系，像“抽积木”一样，抽掉这个体系中一些重要的“基石”—这些基石被抽掉之后，将进一步让伊朗的权力体系失衡——什叶派教士集团、文官政府、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三支力量之前原本就脆弱的平衡被再次打破。

外界普遍认为伊朗在军事上无法有效对抗以色列，仅归因于武器上的差距。然而，问题的核心在于伊朗统治集团内部，文官政府、教士集团和革命卫队之间裂痕已然显现。年迈的哈梅内伊只能勉力维持表面的和谐。作为霍梅尼授权“保卫伊朗革命成果”的武装力量，伊斯兰革命卫队如今已高度腐化，不仅深度介入军工、能源等实体经济领域，且滥用其对内监控和镇压民众的权力。然而，在地位上，他们却不得不屈居于教士阶层之下。从霍梅尼到哈梅内伊，最高宗教领袖对这支力量的掌控力呈递减趋势。在哈梅内伊之后，革命卫队势必寻求更大的国家话语权，这与教士阶层形成深刻矛盾。

“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教士阶层逐步掌控国家最高权力，成为最狂热、最保守的力量，主张对内高压和对外封闭。但其内部也存在派系分歧，如相对开明的白帽派（庶民教士）和原教旨主义的黑帽派（圣裔教士），未来势必面临军队和文官政府的双重压力。

文官政府是伊朗现行体系中最开明的一支，主张与西方和以色列缓和关系，并实行有限度的开放。然而，其缓和与开放政策却触犯了教士阶层的禁忌，而经济开放又会触及深度经商的军方利益。因此，伊朗文官政府与另外两派龃龉不断，难以协调。 简而言之，伊朗内部三大支柱正上演着一场勾心斗角的“三方大乱斗”，各方对彼此的憎恨与提防，恐不亚于对以色列。去年5月伊朗和外长乘坐直升机离奇坠机身亡，已使后哈梅内伊时代的权力角逐趋于白热化；而以色列此次针对高官的“点名”，无疑是火上浇油。

以色列摩萨德局长戴维·巴尔内亚在16日团灭了伊朗一众高官后说了一句狂话，他说"我们知道伊朗一切我们感兴趣的信息。"这句话其实说明了伊朗已经被渗透成了怎样的千疮百孔。然而，面对如此严重的渗透，伊朗却不敢利用其“制度优势”发动新一轮内部清洗。原因在于三方势力矛盾重重、剑拔弩张，各方都担心对方以清洗之名削弱自己，甚至三方都可能是以色列口中的“内鬼”——因为借以色列之手互相铲除，不失为一种便捷的手段。

有人将当前的伊朗比作晚清。伊朗军队虽数量庞大，但主要用于监控和镇压国内潜在的不满势力，真正能调动与以色列对抗、实现“虽远必诛”和“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等口号的力量几乎没有。伊朗的主要反对派集中在城市，因此，事实上没有任何一方比当前的伊朗军方更害怕爆发更高强度的战争。在哈梅内伊年事已高、伊朗经济凋敝、俄罗斯自身难保的背景下，大规模消耗自身实力是最不理智且不划算的举动。

而以色列出于自身的安全利益，极力主张帮伊朗“政权更迭”。换言之，美以现在争论的只是究竟让伊朗“自己体面”，还是“给他个体面”的问题。

一个拥有九千万人口、历史悠久、国土面积和石油储量在中东首屈一指的国家，竟沦落到今天内忧外患、民生凋敝的地步，确实令人费解。然而，伊朗并非总是如此，甚至在二战后，它一度被视为整个中东最有希望率先崛起的“希望之国”。

伊朗并非生而封闭。时间倒回1970年代，巴列维王朝推行的“白色革命” 曾让该国成为中东现代化标杆，巴列维王朝的“改革开”，使伊朗年均GDP增长15%，人均收入翻两番，1963年赋予女性投票权，大学女生占比达35%，土地改革使92%农民获得了土地，识字率从26%跃升至52%。但高速发展埋下祸根。王室腐败激化民怨，宗教势力正是利用城乡差距动员底层——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女性重新戴上头巾，流行音乐遭禁，世俗精英大规模流亡。

文章最后总结道：当伊朗选择了伊斯兰革命，从世俗化改革中退回之后，伊朗今天所呈现的原教旨、贫困和矛盾重重，其实就已经成为了必然。因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给这个国家所预留的经济发展“容量”是天然不足的，民营企业、城市人口膨胀到一定规模之后，必然与教法所限定的规则发生冲突，伊朗在每一次选择中都不得不进行削足适履，最终酿造了今日之败。即便时间已经进入现代，发展、进步、开放，也并非是一个文明自然而然的必然选项。已经启动的发展可能会突然停滞，已经走的很远的进步会突然倒退，已经开放的门也可能重新关上。

近日，一桩发生在一年前的悬案冲上微博热搜，案情因涉及中国医疗腐败，器官移植黑幕等敏感话题而持续引发全网关注。先让我们用网友@庚白星君的帖文简单梳理一下案由。

罗帅宇，1996年出生，2021年考入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后分配到湘雅二院肾移植科实习，曾轮值于肝胆胰外科，并接触到了当时的主治医生刘翔峰。从刘翔峰身上，他看到了恐怖的“手术刀之恶”。为了敛财，刘翔峰将患者正常肠道按“坏死”切除、对非肿瘤患者按肿瘤化疗、向患者体内塞入结石伪造病症，甚至割掉病人健康器官注射香油，可谓触目惊心。他万万想不到，本应该是救死扶伤的医院，最后会变成金钱和欲望的屠宰场。此后，他悄悄搜集证据。2022年8月，刘翔峰被立案调查。主要犯罪事实有：对6名患者进行不必要手术，其中5人重伤；向患者体内塞入结石伪造病症，对非癌症患者实施化疗，收受医药回扣358万元，非法侵占183万元等。2024年10月，刘翔峰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本以为恶魔已被伏法、正义得到昭彰，谁能想到在刘翔峰审查期间，也就是去年5月8日，罗帅宇竟然在湘雅二院附近的地质小区住宅13楼“意外”坠亡！警方判定为“跳楼自杀”。但家属并不认可这个结果，因为现场有诸多疑点，有打斗痕迹，眼镜碎裂，遗留现金等。而且坠楼点距离楼体7米远，还要穿过1个隔离墙，非自由落体能实现。更重要的一个疑点是：罗帅宇在坠楼前一天，曾给两位同事发送短信，叮嘱“如果我明天没上班，就把电脑里的文件交给纪委”。此前他曾表示绝不会自寻短见。更诡异的是，罗帅宇坠楼前7分钟，曾用手机在0.2秒钟内，分别向两个不同的手机号码发出了两条短信，内容分别是“罗帅宇出事了”、“回原科室上班”。而坠楼后的另外一部手机，则显示拨打过110，通话时长55秒。

这些反常证据均显示，罗帅宇的“非正常死亡”背后迷雾重重。但医院和警方并没有接受家属的质疑，反而将赔偿方案从20万加码到85万。并要求家属签署保密协议，“认定自杀”后才能交还遗物。为拿回罗帅宇手机和电脑，家属只好先签下协议，之后通过技术手段恢复电脑数据，发现高达1119页的举报材料，包括录音、视频、非法器官交易文档等，直指刘翔峰及医院系统性腐败。另外，家属还从罗帅宇的手机中发现，2021年9月至2023年9月间，湘雅二医院以“劳务报酬”名义向其转账共计40多万元，而这笔钱最后又通过微信转账形式，转给了一个备注为“护士长”的人。也就是说，这40多万只是从月薪3000的罗帅宇这里中转了一下，最后全进了“护士长”的腰包。更可怕的，刘翔峰2022年8月就被查了，但这种疑似利益输送的动作却没有停止，罪恶仍在进行。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罗帅宇会在2024年5月突然坠亡了。这个时候刘翔峰已经被立案调查一年多，不可能亲自动手“报复”。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罗帅宇发现，湘雅二院不止一个刘翔峰！显然，刘翔峰背后还有更大黑手！所以罗帅宇决定继续搜集证据，但他所要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恶魔医生，而是一个巨大的利益网。

面对爱子的突然坠亡，罗父一夜白头。为了追查真相，他拒绝了85万元“自杀保密协议”，以及后面的1500万元“封口费”，坚持将重达16斤的举报材料昭告天下，并向国家卫健委举报。在这过程中，法院拒收举报材料，律师因压力退出，网络平台对相关内容限流，导致罗帅宇案只停留在很小的知情范围。直到6月2日，国家卫健委和相关部门介入调查，才在舆论上撕开了一个口子。

然而，不出所料的是，周五，湖南省卫健委针对罗帅宇事件发布了4500字的详细通报，全盘否认家属及民众质疑，警方坚持认定罗帅宇死于自杀，不予刑事立案。

网友@King发帖说：还记得当年三鹿毒奶粉事件吧，如果不是时任新西兰总理介入并推动，绕过地方政府，直接向中央政府反映，这个事大概率没有下文。

网友@好时代见证记录者发帖说：罗帅宇在公开声明绝不自杀的情况下仍然坠楼身亡，这在湖南不稀奇，毕竟湖南省堂堂在职正厅级干部省财政厅厅长、省纪委原常委刘文杰女士去年9月在湖南省财政厅家属大院都能被人推下坠楼身亡，湖南黑恶势力猖狂，也敢于做绝，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中央巡视组出面！

网友@石述思发帖说：即使官方通报言之凿凿，综合网络舆情，罗帅宇之死仍是罗生门。通报定性为“学业压力下的自杀”，未能弥合公众信任的裂痕。罗帅宇事件是一面三棱镜：官方看到“学业压力”，家属看到“谋杀嫌疑”，公众看到的则是医疗系统腐败的脓疮。时间会尘封一切，但公信力也将如流沙一般随风而逝。这普遍的巨大的社会焦虑，以及背后看不见的推手，值得决策层高度警惕。通报为何难以服众？民心是杆秤。世间唯良知和常识不可辜负。

今天，用网友章立凡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开篇：没有自由的社会，还是旧社会；没有民主的中国，还是旧中国。

今年的六月四号，一首在墙内朋友圈贴出但很快被屏蔽的诗文在墙外互联网广传，诗文如下：

那一夜，

他们渴望的，不过是改变，

是被倾听，

是清廉与希望，

是能在阳光中说出心声的勇气。

 

却换来了无尽的沉默。

火光划破夜空，

钢铁碾过街头，

没有解释，

没有回应，

只剩被声响掩盖的沉寂。

 

三十六年过去，

沉默成了最深的反抗。

有人学会了遗忘，

有人将记忆深埋骨里，

在不敢言说的日子里，

默默作痛。

 

有人试图撕去那一页，

可它早已嵌进时间的褶皱，

越掩，越清晰；

越久，越难忘。

6月4日，中华民国民选总统赖清德在脸书上发文，纪念发生在三十六年前对岸的极权中国，即“旧中国”的八九六四运动。他说：“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不只为了悼念历史，更是为了延续这段记忆。威权政府，往往对历史选择噤声与遗忘；民主社会，则是选择保存真相，拒绝遗忘那些为人权理念付出的人—以及他们所怀抱的梦想。”

三十六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仍然拒绝甚至惧怕现代政治文明，坚守百年来一党专政的旧中国执政模式，拒绝实现文明跨越。那么每年的六月四号，都将有更多的人追忆怀念与唤醒，直到中共勇敢地跨出政治转型与现代政治文明并轨的那一步。

一篇题为《当我们纪念六四时，在纪念什么》的长文这样写道：我是在九十年代末出生的，从没亲历过那个夜晚。我最早对那天有所感知，是在一部电影里。那部电影叫《蓝宇》，讲的是两位男子的爱情故事，背景是八十年代末的北京。在电影的中段，忽然出现一段极短的骚乱场景。人群奔跑，烟雾弥漫，有枪声传来。主角在街上搜寻失散的恋人，脚步慌乱、面容苍白。没有交代发生了什么，也没有留下太多镜头。就像历史本身那样，仓促出现，迅速消失。我记得那段画面让我坐直了身体。我感觉到某种东西被划开了。

那不是我第一次听说「六四」。小时候，父母偶尔会提起——轻描淡写地说起「那时候也上过街」或「你姑姑没回来」，像是说天气冷了，要添件衣。那时候我还不太理解，直到有一天，我在家中翻到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是一个年轻女孩，头发扎起来，眼神有些倔强。我问母亲那是谁。她沉默了片刻，然后只说：「你姑姑，木樨地，子弹。」

之后我试著去理解那天。看纪录片、读文章、搜寻被反复删除的帖子。有时候我会梦见陌生的场景——坦克驶过空荡的街道，有人在喊，有人在跑，我在追著某个人的背影。

这些梦境和「六四」的记忆融合在一起，无法分开。有时候我搞不清楚，自己梦见的到底是哪一年、哪一座城市，是北京，是上海，是乌鲁木齐，还是一种想像出来的中国。

我开始明白，那些记忆之所以被压缩，不只是因为它们被压制，更因为它们难以承载。我们无法在广场上为死者立碑，只能在社群平台的暗语中彼此认出；我们不能公开纪念，只能用数字、诗句、符号传递情感。记忆原本应该是自由的。但在极权体制下，它变成了一种需要被「规划」的东西。在我们的语境中，记忆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流动，而是经过设计与审查。记忆不再是一种个人选择，而是一种政治结果，被一层一层包裹起来，像是被政府标签与归档的文件夹。

香港曾经是一个例外。那里曾是唯一可以公开悼念六四的城市。每年六月，维园草地上会点起数万支烛光。广播里播放著《自由花》，人群低声合唱，那些歌词不像口号，更像祈祷。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六四可以公开悼念」，就是透过香港。但这样的夜晚已经没有了。自2020年后，维园再也没有点烛光。支联会被取缔，悼念馆被查封，主办人被逮捕。政府不再用「疫情防控」做借口，而是直接援引《国安法》。悼念变成了一种犯罪。

极权对记忆的管理，不只是删除一个年份、一个词条、一张照片——它删除的是人与人之间可以共享情感与记忆的空间。在极权社会里，遗忘是政策，而记得则成为一种风险。你不能随意提起一个时间点——「1989年6月4日」；不能明言一个地点——「北京四通桥」；也不能完整说出一个人的名字——那位高举布条、被迅速带走的男子。他们不是不存在，而是被有意从记忆的语言系统中删除。

六四不是一个孤立的点，而是一道长长的阴影，从1989年伸向我们当下的日常：审查、封控、抓捕、流放，还有那些我们尚未能命名的创伤。

有时我会问自己，如果记得那么痛，那为什么不干脆忘了呢？忘记的确比较容易，但我始终做不到。我无法看著那段历史从地图与语言里被抹去。记忆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尊严。它让我们知道：有些事发生过，即使没有纪念碑；有些人曾站出来，即使名字从未被念出；有些梦仍在，即使风雨不断。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记忆还肩负著另一个任务：对抗分裂。我们正处在一种难以言说的疲惫与不信任之中。很多人都在逃离：有人逃离祖国，有人逃离现实，有人逃离彼此。

但这种互不信任的状态，不是我们的错。它是极权长年制造的结果——当一个政权把言语变成武器，把真诚变成风险，把团结变成犯罪，人们便学会了自保，也习惯了孤立。

在这样的时代里，纪念六四仍然让我们短暂地、真实地相遇。它不是一场政治表态的演出，而是一种集体的凝视。当我们在纪念六四时，其实是在说：我们不是彼此的敌人。我们有敌人——一个让人们噤声、制造恐惧、鼓励背叛的体制；一个让真相变成谣言、让正义变成「寻衅滋事」的制度。但我们的敌人从来不是身边这些与我们一样，也在学著如何活著、如何记得的人。因为只要我们还记得，我们就还在对抗那个企图让我们彼此隔绝、彼此怀疑的世界。因为只要我们还能彼此认出，我们就还能彼此照亮。

美国政府周三宣布了一项针对中国留学生的严厉措施，计划大规模吊销在美学习半导体、人工智能及航空航天等领域学生的签证，并计划在2026年前将中国学生彻底排除在理工科项目之外。文科生虽暂未被直接驱逐，但将面临所谓“反美思想”审查。预计超过27万在美中国留学生将受到直接影响。此举标志着美国对中国“学术铁幕”的进一步收紧，并使美国各地大学面临财务收入和人才储备的双重打击，引发全网关注和热议。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称，政府将“积极撤销”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或涉及“关键领域”的留学生签证。与此同时，哈佛大学因被剥夺招收国际生资格，其在校国际生被要求转学而成为首当其冲的美国顶尖学府。分析人士称，更多名校可能会受到冲击。这一政策与特朗普两个半月前的表态大相径庭。彼时，他宣称“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只会更容易”。当然，特朗普的朝令夕改早已尽人皆知。

根据国际教育协会（IIE）披露的数据，中国是美国第二大留学生群体，每年为美国经济贡献约143亿美元。其中，44%为研究生，近半数主修理工科。麻省理工学院一名匿名教授表示：“这不仅是财务灾难，更是对美国学术竞争力的自毁，”“中国学生填补了本土学生不愿涉足的高难度学科缺口。”

网友@独行侠发帖说：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顶尖人才基本上都去美国留学，大部分是一去不回，只有一小部分人回国。在这些回国的人当中，基本上个个亲美，比较有代表的如前央行行长易纲。易纲在美国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担任人行行长期间，处处为美国考虑，甚至被解职后仍苦苦哀求中国千万不要和美国打贸易战。美国早已把中国定义为敌对国家，而仍有不少中国人继续往美国跑。对美国决定撤销中国留学生的鉴证，我举双手赞成。网友@该隐发帖说：这对于中国杀伤力蛮大的。中国近40年实行的是人才双轨制，即海外培养加国内自培。这固然有人才流失的缘由，但因为培养数量足够多，总体是比单一国内培养要多很多。而且更重要的是很多逗留国外的中国专家，因千丝万缕的联系，肯定会和国内有一定学术交流。网友@异乡旅人发帖说：美国两党最大的共识就是将中国列为最大的竞争对手，说竞争对手其实也不过是一种相对委婉的说法，其实就是敌人。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中美民间交流一定会受到影响，特别是特朗普代表的美国保守主义回归，美国政府的目标显然就是将中美关系带入新冷战格局中去，这种敌视政策会越来越激烈，取消留学生签证不过是前菜，将来出台一些新的排华法案是很有可能的事情，这都是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劣迹。

网友@老沉发帖说：暂停学生签证面试，不是什么“技术性调整”，而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美国不再欢迎国际留学生。不是收紧、不是审慎，而是结构性关门。在川普政府的眼中，留学生不再是“未来的资产”，而是“潜在的威胁”。签证不是审学术，而是查言论；面试不是谈专业，而是查背景。一套意识形态审查系统，正从移民延伸到教育。

网友@抱朴仙人发帖说：特朗普不择手段打击哈佛大学，据说超过一半美国人支持，但中国人多半同情哈佛。但要是中国整治清华北大的招生制度，估计支持的中国人肯定超过一半。如果整治协和医学院的招生制度，估计会有90％的国人支持。毕竟这已经不是什么个案的贪贿渎职，而是到了公然蔑视法纪，玩弄国家制度为小团伙牟利益的程度。在古代是要诛九族的。

网友@WesSpringfield0发帖说：20世纪以来，美国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移民和留学生的贡献极大。既然川普下了《逐客令》，那未来美国科技衰落和经济停滞也是大概率的事件。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驱逐了几十万胡格诺教徒，可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手工业者，他们迁居德意志地区，直接导致了勃兰登堡选帝侯实力增强，成长为普鲁士王国，为日后一系列辱法事件埋下祸根。

要知道法王路易十四为捍卫天主教大一统而废除保护法国新教徒的“南特敕令”，驱逐法国胡格诺教徒，是一项短视的政策。胡格诺教徒中很多是经验丰富的手工业者、商人、银行家和知识分子。他们的离开对法国的经济、技术和人才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削弱了法国的工业和商业基础。大量胡格诺教徒迁居到当时相对落后和人口稀少的德意志地区，特别是勃兰登堡选帝侯国，为其日后成为强大的普鲁士王国奠定了基础。普鲁士的崛起打破了欧洲的力量平衡，并成为未来德国统一的核心力量。普鲁士的强大，最终导致了19世纪普法战争中法国的惨败，以及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法德的对抗。

经过两天的闭门会议和四轮投票，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的烟囱终于在5月八日傍晚飘出了白色的烟雾，宣布了红衣主教们选举产生了新教皇——良十四世，新教皇是前任教皇方济各的亲信，他出生在美国芝加哥，但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是在南美国家秘鲁度过的。就在迎来新教皇当选的第二天，一位网友rampage 在美国的一个中文网络平台上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中国人极端排斥基督教？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提问，是因为这位网友在知乎上复习中文AP Chinese课程的时候，看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国内被传教士一直骚扰怎么办?"，点开回答后，他发现全是说耶稣是上帝的私生子、以及中国法律的某些条款禁止传教的言论...，这让他很不能理解为什么会嘲笑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这不是为了给所有人类赎罪的吗？他的举动洗清了所有人的罪孽，为什么反而会被嘲讽呢？

名为qwe123df的网友就此回答说：“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基督教、天主教在河南和其他内陆省份的农村底层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因为真发鸡蛋，这些农民算不算中国人？另外你在评论区说“我不理解为什么会用恶意对待一个宗教，我排斥一个宗教是会解释我不赞同这个宗教的理论，而不是冷嘲热讽”，你要是连这个不理解，那你能理解十字军么，能理解逊尼派和什叶派么？从古至今不同宗教之间杀的人头滚滚，恶意算不算大？相比起来骂几句算个啥呢……很多网友不知道是不是被保护的太好了，总给人一种巨婴的心态，洼地人做了点啥，就仿佛石破天惊一般，殊不知这些都是世界上玩剩下的东西。

名为安资主义的网友则留言指出：“所有宗教的核心内容都是价值观加上世界观。价值观定义善恶利害，价值观直接影响政府法律；世界观如何解释人事物解释世界，如何解释往往意味着限定解决方案。所以所有宗教、意识形态都属于对公权力的某种要求，得势后必然主导公权力；所有宗教都是威权式结构(除了新教)，教皇垄断释经权，让宗教上台的结果必然是专制，释经权即善恶解释权，等同于宪法解释权。其实欧美如今的民主政体也和天主教与新教类似欧盟和白左美国属于天主教式-各地区主教选出教皇，教皇任命各地主教，教廷掌握财政、人事、释经、裁判多种特权。曾经的保守派美国则属于新教式，宪政共和代议制如今的美国，离宪政已经很遥远了，特朗普要改革的方面还很多，如今仅仅只是开了个头，看后效吧。

另一位名为DjPEPE的网友也留言如下说：“最近思考了很多，我还是坚持地理决定论。我认为所谓宗教，也无非是人类的生活方式中的一部分，即宗教也是文化习俗的一部分，打个比方一辈子没见过海的藏民会把山当做神崇拜，而生活在海边的民族一般会把海当作神来崇拜，当然这是最开始的图腾崇拜，之后的基督、伊斯兰等宗教的盛行，部分也是跨越了地理阻隔的，但是这些被跨越的地理阻隔，并非是因为宗教信仰而被跨越的，反而是因为技术，商业和战争等等因素才导致这些宗教被传播，而且从传播的力度和效果上来看，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和族群都接受了这些“主流宗教”。回到提出的问题，我认为就是由于文化的不同，导致中国人无法接受基督教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文化的，这种根源上的生活方式的差异，使他们根本无法理解比如“耶稣自愿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宗教故事。也并不理解为什么有传教士这个神职人员的存在。还是那句话，什么地方出什么样的人。

还有 一位名称为D级人员24601的网友认为，这侧面印证了基督教和现代民主有关系。指出：凡是有利于现代民主产生的，中国人都会反对。其实很多中国人并不蠢。通过学习分析得到一些认识，粉红们隐约中也有那种自觉，知道什么会动摇祖宗之法。

4月29日中国外交部发布了一段名为《不跪》的视频，这段视频分别配有中文和英文解说的两个版本。发布在微博(Weibo)和X等中外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这段视频，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并称此举目的是胁迫他国限制对华经贸合作，但中国不会在特朗普的极限压力下有任何退缩，并暗示美国的施压不过彰显了它“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困境和“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世界局势。

在视频发表的当天，微信公众号“状元捕快”就对此发表评论。到五月二日为止，评论还没有被删除。在今天的微言微语节目中，就为您介绍这篇评论。

评论在开篇表示，视频“评说（的是）谁就先不说了。但表现出的“首先是一个明显的自我矮化。（且）不排除低级红高级黑”。

评论认为：给视频“写这个标题（的人）应该是脑子被驴踢了。按常理，不下跪的前提条件是应该跪，是处于弱势一方为了反抗而不下跪。一个普通的贸易纠纷，硬往民族问题上扯，就是瞎搞。人家是甲方，你是乙方，人家现在嫌贵不买。不买就不买呗，这和跪不跪的有啥关系？人家非得在你这买？从其他地方买就不行？自己生产（产业链回迁）也不行？这不是强买强卖吗？贸易战是什么？不就是两家做买卖，其中一方觉得自己吃亏了，打算重新推翻过去的价格而已。这和跪与不跪有什么关系？

评论认为：“一个强者不会对弱者说不跪。两个实力相当的人也不会对彼此说不跪”。在“什么情况下才会说不跪呢？就是在实力悬殊，底牌出尽，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只剩下跪或者死两个选项时，硬气地说一声不跪，然后引颈待戮或者发起自杀式的冲锋”。

(那么)现在的局势，真的已经恶化到这个程度了(吗)?

评论质疑道：“在此之前，北京对日本喊过不跪吗，对印度喊过不跪吗，对澳大利亚喊过不跪吗，轮到和美国硬刚了，平日自信暴棚的怎么却喊起“不跪”了呢?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跪”这个字竟然出现在外交部官宣里！”

评论认为使用“不跪”这个词很不好，把自己放在一个远远低于对面的位置。本身就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在里面，哪怕是刚立国一穷二白的年代，（中国）外交也没用过这种词汇。这个词用在哈马斯、胡赛、基地塔利班组织等身上，或许贴切一些。

评论称：“咱和美国，已经都是王对王了，二强争霸，哪里来的跪不跪呢？让人首先心理不适。开国大典过去这么多年了，抗美援朝咱也没输，联合国堂堂的谁都可以不尿的五常，身后雄纠纠的三百万雄师，一大堆竖着的东风快递，难道我们还没有站起来吗？”

另外，用这个词，是说其它和美谈判的国家都是在“跪”吗，这可是损自己连带着骂了别人，不利于争取朋友。

评论最后称，“譬如战争，双方已经开打，两军对垒，已经对轰对几轮了，却打出一面旗帜——“不跪”！这不是让别人看笑话嘛，多滑稽。对手要是回一句，老弟啊，真不用跪，真不用跪。（那就会被）弄得都没法接招了，这还是双方平等地位的外交吗，番邦小国面对天朝上国都不会这么自我矮化。”

起码硬气地来一句“你要再战，那便再战八百回合！或者高喝一声“奶奶的你再放马过来啊”！（那）多有气势！

各位听友好，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月二十日重返白宫后，就将提高关税逐步提上议事日程。与中国的紧张也日益升级最终爆发关税战。美国中文评论网络上有文章指出，与此同时，中国目前正陷入的通货紧缩，且连续10个多月中国产品的出厂价格一直下跌，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稳居负值区域，这一迹象明显是通货紧缩的出口环境。

过剩的工业产能大量积累。国内需求不仅跟不上，在地方政府债务的重压下，中国消费者通胀已转为负值，消费者价格指（CPI）在 2025 年 2 月下降了 0.7%。尽管中国一直在采取大规模的货币和信贷措施来刺激增长但没什么作用。

文章质疑冒着失去出口订单的风险，即使亏本出售商品，但至少可以变现。在失业率进一步上升的情况下，打贸易战中国能得到了什么？

对此，一位网友进行了一下几点的分析回答：

一是这一情况类似于抗战时期蒋介石刺激日本一样：如果当时要跟日本和谈，那么无论是桂系 湘军 云南王龙云 或是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还是其他军阀，都比蒋介石更合适出任一个东亚共荣的中国总统；但是如果局面是全面对抗，那么还似乎真的找不到比蒋介石更合适的战时领袖。

另一个方面则是自己把自己架上去了：毕竟平时各种鼓吹美国不行了的言论大行其道，此时此刻如果不顶回去 那么这个脸就丢大了！

如果从实际角度出发 那么就是最坏的情况不过如此——特朗普只有4年的任期，如果像上一次那样熬过4年，换一届新的美国政府，而且是对华持缓和态度的， 那么一切就都好了。毕竟新政府要考虑哪怕是特朗普这个级别发起的对华贸易战，都没有取得进展的情况下， 自己还要不要继续特朗普的政策。而中国的产能输入美国能有效的降低美国物价的通胀。也就是说，北京如果顶过4年，有可能让未来的美国政府看到敲北京的竹杠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行为。如果现在直接认同特朗普的方案，那么想必以后美国新政府提出任何要求，北京也没啥理由顶回去了。

另一位名叫燎原之火的网友则认为，中国在本次贸易战的前两轮的交手中，并没有反击实施报复性关税，但特朗普一直加税的方式逼得北京不得不进行反击。根据特朗普的说法，中国一直拒绝进行高层直接对话。这位网友觉得这就是说中国一开始的策略就是既不谈判也不进行加税反击，之后多给点出口补贴，让老百姓苦苦地扛过去。至于北京现在宣布加税反击虽说正常了，可那是因为一直没有和美国进行谈判，再不跟进加税难道说要硬扛吗？这位网友认为：贸易战就是卡在了特朗普在第一任时吃过的亏，现在要求高层直接对话，但中方的蔡奇没有谈判能力，派其他人去，特朗普又不接受，这样谈判就无法进行，所以就只剩下加税死扛一条路可走了。

另一位网友则写道：习近平不惜冒着风险打贸易战，首要考量的并不是国民生计或经济健康，而是维护共产党的绝对统治和自己的政治权威。在中共的逻辑里，向美国示弱，尤其是在贸易这种核心领域，是一种政权软弱的表现，动摇其统治根基和习领导人的地位。所以无论中国国内经济再怎么警讯频传，面临通缩和失业压力，依然要摆出强硬姿态，将贸易战包装成反抗外部压力的“民族斗争”，以此转移国内韭菜对经济社会问题的注意力。

这位网友称：“中共专制体制的决策弊端与意识形态的僵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习近平和他参与决策的幕僚高估了自身体制对抗压力的能力，低估了美国及国际社会的反应和贸易战对高度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的冲击。在缺乏内部监督和真实信息反馈的体系下，基于政治宣传而非客观现实的强硬决策得以推行。当前的通货紧缩、需求疲软和失业率攀升，不就是这种政治挂帅、罔顾经济规律所造成的恶果吗？宁愿牺牲经济活力和民众福祉，也要维护其政治面子和所谓的“制度自信”，将政权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

最后，这位网友总结称，说到底，经济的短期阵痛甚至普通民众的牺牲，在维护执政根基和红色江山永固这一目标面前，不过是肉食者眼里必要的代价罢了。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对等关税”战在过去一周内迅速演变，从美国单挑全球的态势逐步聚焦为美中之间的对垒。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已从34%飙升至145%，而中国则强硬反击，宣布对美关税提升至125%。这一激烈的博弈不仅预示着中美贸易关系的深度脱钩，也意味着全球经济将面临震荡甚至衰退的风险。这场关税战正在颠覆国际贸易秩序的基础逻辑，并可能引发一系列深远后果。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旗下的@ABC中文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周二，在经历了数周的不满之后，金融市场的真正实力派出手了。他们开始抛弃美国国债，令市场利率急剧上升，对美国全球金融主导地位展开前所未有的攻击。这不仅仅是一种斥责，更是一个不祥的信号，表明世界正在对美国失去信心，而美国将为此付出代价。 

网友@老沉发帖说：125%关税，不只是（中方）的贸易反击，而是美元信用链条的断裂。中方这次不是“还手”，是“抽刀”。美债、美元、全球秩序都在这一刻被重估。后果一：美元“印了不回”的时代到来了。过去，美国可以印美元买中国产品，然后中国再买回美债，美元完成闭环。现在这个循环断了。中方不再顺差、不再结汇、不再买债。美元输出成了一次性交易，系统稳定性开始动摇。后果二：中国将主动减持美债。关税对等反击只是表象，本质上是中方在告诉市场：“我不再是你的财政缓冲器。”这意味着：美债利率中枢上移；美元资产避险地位被动摇；全球开始重新定价“无风险利率”。后果三：人民币国际化获得加速通道，中方将扩大人民币双边结算协议；增持黄金与资源类资产；推进（数字人民币）e-CNY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美元体系之外的平行体系正在成形。后果四：全球走向“两套金融系统”；美元区非美元区（人民币+本币结算），美元不再是唯一锚，资本开始重新评估谁“值得信”。中国的主动撤离，留下了一个巨大而持续的空缺，全球第二大美债买家不再接盘。这一空缺谁来填？没人愿意白送，其他买家会要求更高利率、更好条件，这意味着：美债的发行成本将持续上升，财政赤字开始被市场“实打实”地定价。过去，美债是全球最容易卖出的资产；现在，它开始需要“讲故事、拼收益”。财政赤字不再是免费的；市场也不再无条件信任。 

这不是关税，这是告别。中方这份125%关税公告，实质上是对美元信任体系的告别；对美债投资逻辑的告别；对全球“美国中心论”的告别。货币战争不是靠喊口号，而是用“顺差”说再见。 

一篇题为《消除贸易冲突，需要经济的“去政治化”》的网文这样写道：目前，两个大国似乎走上以逼迫的方式，促使对方让步的道路上去，这有可能加剧贸易冲突的风险。显然，双方走向和平与合作之路才是普通大众的福音。但是，要消除冲突必须了解产生冲突的原因。贸易战或热战，根源是经济的原则屈从于政治利益，而实际上经济原则是普遍原则，是不能被牺牲掉的。自由贸易是指这一原则的优先性，它不只是指贸易发生的那一刻的自由交换，而是指个体行动的普遍自由，比如产权的保护，权力的约束，没有谁拥有特权等等。无论美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都应该遵循这一原则，退出对经济的干预。 

经济民族主义是政治高于经济原则的表现，它认为存在着独立于个体利益的“国家利益”。它把整个国家视为一个经济单位，而没有看到经济活动是个体的，发生于个体之间。追求改善自己境况的个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促进的。但是，经济民族主义否定了这一基本事实，它把“我们”理解为“国家”，把“我们的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而事实上，“我们”应该被理解为普遍的个体，我们的利益是普遍个体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进而言之，经济民族主义把不同国民的不同利益简化为国家利益，认为可以用政治手段去保护或促进，殊不知，不同国民利益的促进，在于分工合作的实现与扩展，政治的作用在于保护或促进分工合作的实现，而不是阻碍它。当政治服从于经济原则时，这样的政治是良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或恶性的政治，是把不同个体的利益偷换成“整体利益”。而整体利益是虚幻的，被政治手段保护的“整体利益”，其实是特权利益。为维护特权利益所采取的垄断或对市场的干预，就是“经济的政治化”，这是对个体自由的否定，也是各种冲突，包括贸易冲突的根源。 

关于经济民族主义，米塞斯曾说，“在经济领域苦斗的国家之间，是不可能实现共同安全的。” 经济民族主义也是持久和平与合作的主要障碍。他似乎有先见之明地指出，“如果拉美和欧洲人民遭受美国外贸政策之苦，这两个洲的民主国家怎能与美国达成密切的政治合作？” 他也警告，若纵容经济民族主义，那么“第三次更为可怕的战争也就无可避免了。” 

文章最后强调，真正的自由贸易应被视为“经济的去政治化”。无论哪个国家，都应主动减少对经济的干预，降低关税，消除不合理管制，实现更大程度的开放。这不是一种屈服或屈辱，而是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勇气。只有各国摆脱经济的政治化，才能降低冲突加剧的风险，为全球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最近，知名网红司马南因涉嫌偷税漏税成为舆论焦点。最新消息称司马南已经顺利返美，去践行他的那句名言“骂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了。然而，这场风波并未就此平息，因为司马南事件并非孤例，其背后隐藏的“爱国生意”产业链正浮出水面。

这种以“爱国”为名的商业模式，不仅破坏了中国营商环境，也撕裂了社会共识，他们利用公众爱国热情，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将包容开放的社会氛围推向极端意识形态化，以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那些看似独立的“意见领袖”背后，隐藏着一套精密的商业运作模式，其操盘手是一群专做“反美爱国”生意的美籍华人。

近日，一篇题为《起底司马南、陈平、张维为、金灿荣等“爱国生意“人》的网文详细披露了“反美爱国生意”背后的操盘手，两个深谙流量变现之道的资本玩家饶谨与李世默。文章写道：在微信搜索一下，司马南与金灿荣的微信公众号同属于一家公司——北京中易网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公司的控制人是饶谨，持股97.5%。金灿荣的另一个公众号“战忽智库”运营主体是南京聆思科技有限公司，饶谨持股99.67%。再看另一个爱国网红胡锡进，他的微信公众号运营主体是上海得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实控人是成为资本，成为资本的创始人美籍华人李世默，他也是观察者网的创始人。陈平和张维为的微信公众号同属于一家公司——上海观察者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也是观察者网的运营主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公司的管理层几乎清一色是美籍华人 。

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引发的民族主义热潮让饶谨嗅到了商机。他迅速上线“Anti-CNN”网站，以“揭露西方媒体不实报道”为口号，掀起所谓的“新爱国主义运动”。然而，这种依赖热点事件的模式难以持续，“Anti-CNN”逐渐沦为阴谋论的温床，丧失影响力。2010年，饶谨带着商业计划书找到李世默，提出以“批评西方、为中国说好话”为核心的内容生产模式。李世默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商业模式的潜力，随即注资1000万元支持饶谨将“Anti-CNN”改名为“四月网”，并将目标转向“打造中国认同”。然而，四月网并未取得预期成功，反而因内容空洞被贴上“五毛”的标签。

2011年5月，饶谨找到司马南、孔庆东等人成立“辟谣联盟”，基地就设在四月网。一旦发现“辟谣”的目标，就发出号召贴，动员“四月青年”去集体留言抵制，俗称“水军”，往往让那些单兵作战的公知们避之不及。但是，他们依然难以扩大影响力，这是司马南与饶谨的第一次合作，以失败告终。

2012年李世默复制四月网的模式创办观察者网，主旨与饶谨的四月网一致：为中国争夺话语权，打造中国认同。与饶谨不同的是，李世默不局限于网站的运营，而是培养和孵化爱国网红。2015年底，张维为与李世默成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同事，张维为是院长，李世默是理事兼金主。2016年初，注册”观视频工作室“，公司的股权人全是成为资本的合伙人，也全是美籍华人。2016年，张维为在“观视频工作室”发布演讲《中国人，你要自信》，爆红网络。张维为在评价农民工加了鸡蛋的盒饭时说：“我们的盒饭确实比美国中产阶级吃得好。”

2018年4月，上海得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注册微信公众号“胡锡进观察”。这个时候，退休在美赋闲的美籍华人学者陈平受李世默邀请来到中国，正在各大网络视频走穴，虽语出惊人，但名气不算太大，直到2020年8月和9月，他抛出“收入论”和“和亲论”这两个有意为之的脑残论才爆红网络。2020年10月，公众号“眉山剑客陈平”和“维为道来张维为”同时注册。他们在自媒体混得风生水起，吸粉无数，狂妄言论层出不穷，受到网民热烈追捧。

饶谨此时也在认真培养自己的大V。2017年8月，饶谨注册成立“南京聆思科技有限公司”。9月，公司注册微信公众号“政委灿荣”，2019年3月，金灿荣在香港大学分析中美大势和世界格局的演讲视频，悄然走红网络，开启金政委的成名之路。11月，“金灿荣频道”注册。

此时的饶谨，只有一块金字招牌，那就是金政委，而李世默已有三员大将：胡锡进、陈平和张维为。饶谨急需扩充队伍，2021年8月，停更半年的司马南抖音账号突然开始频繁更新。9月，司马南发布的一段视频获得了800万的播放，饶谨在微博上发表“获奖感言”，对未来充满期待。然后，就是突袭联想集团。在炒作联想问题期间，司马南的抖音涨粉500万，微博涨粉150万，B站涨粉100万。自此，一场大V孵化的工作圆满完成。随着司马南的咸鱼翻身，饶谨和李世默打造的中文互联网“五绝”正式归位！

东邪：陈平

西毒：司马

南帝：灿荣

北丐：维为

中神通：胡编

这五尊“大神”统治韭林，在韭州大地拥趸无数，是五座不可逾越的高山。还有周某鱼、卢某文等徒子徒孙，盘踞在韭菜市场。他们的套路高度一致：白天吹捧，晚上抹黑；只谈宏观局势，不谈民生问题；语不惊人死不休。几锤子抡下来，韭菜的数量和忠诚度几何级增长。当然，这个套路不是司马南们自己琢磨出来的，而是背后有团队策划，核心人物就是饶谨和李世默。

“五绝”之中有三位教授：陈平、张维为和金灿荣。他们的学术水平跟知名度是严重的倒挂！至于“中神通”胡编，他有个闻名江湖的绰号“胡叼盘”，就是说盘子往哪飞他都能接得住，北京出租车司机是这样评价胡锡进和金灿荣的：夜胡镶金边，就TM嘴好。

他们天天反西方，但陈平的家人一直在美国，司马南在美国加州拥有房产，金灿荣的儿子和儿媳都是留美博士，张维为是瑞士硕士、博士，他们的爆红，并非出于正义或爱国，而是精心策划的流量收割行动。他们的幕后操盘手饶谨与李世默，以及更深层次的华尔街资本集团，才是这场游戏的最大赢家。

2月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月份的物价指数。与公布一月份物价指数的一片“消费回暖、物价回升”不同，二月份消费物价同比和环比均出现大幅下跌。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从1月份的上涨0.7%掉头下跌0.2%。其中，食品价格下降0.5%，非食品价格下降0.1%；服务价格下降0.5%。2月份，工业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跌2.2%。这是PPI连续第29个月同比下跌，PPI持续这么长时间下跌，在中国和主要经济体都未出现过。所有官方数据都指向中国经济仍处于“通缩螺旋”中。尽管刚刚结束的两会不断传出提升内需，鼓励消费的呼声，但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并未给出具体应对措施，更未触及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话题。

网友@火星宏观发帖说：目前所有的数据都高度趋同于供给过剩、需求不足。从几大类经济要素来看，首先是资金供给过剩需求不足。至少近30年来，我们的社融存量的增长速度持续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广义货币M2的增长速度一直以高于经济增速50%的速度扩张。其次是人力资源供给过剩，需求不足。两个信号十分明显：一是自谋职业劳动力占比越来越大；二是青年失业率一直在扩大，大学生求职越来越困难。这两个信号发生在人口总量下降、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数年下降的背景下，尤为重要。虽然我们一直通过增加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来消化部分过剩的产能，但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从2023年2月开始持续同比下跌，至今已整整2年，也就是生产资料的供应持续性过剩。然而上周财政部长在记者会上谈及财政的扩张性支出时，在十多万亿的扩张性财政支出中，只有不到0.5%的4500亿元，用于刺激消费，其他99.5%的扩张性财政资金，均习惯性地继续用于刺激生产。价格信号警示我们，在供给过剩的通缩周期中，通过增加个人收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来增加需求，远比刺激生产继续增加供给重要！

网友@jackie发帖说：国际学者在研究国内经济结构性问题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相比美国，国内的资源配置效率居然低了50%！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些问题，哪怕不增加投资，经济还能再增长50%。这简直是藏在“抽屉”里的经济增长潜力！那么，大家公认的国内结构性问题到底有哪些呢？第一个问题是“出口成瘾”。过去3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2007年出口占GDP的比重达到35.4%，但随着经济规模扩大，这一比例逐渐下降至2023年的18%左右。但现在，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公认这条路走不通了。那为什么一直依赖出口呢？核心问题就是内需不足。这就是被公人的第二个问题。内需不足的一个原因是消费水平低。老百姓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全球最低，2023年的数据显示，我们的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38%，远低于美国的68%和日本的54%。另外，过去十年间，国内居民消费年均增长率为6.5%，而GDP年均增长率为7.2%。这意味着消费增长速度长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导致消费占GDP比重逐年下降。这就直接导致消费不足，内需不足。为啥老百姓消费这么低呢？原因也很简单：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仅为45%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60%，劳动收入增长速度一直低于GDP增长速度。再看储蓄率，我们总储蓄率高达45%，其中居民储蓄率约为35%，远高于美国的15%和日本的25%。为什么储蓄率又这么高？看社会保障支出，我们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10%，也远低于欧美国家的20%以上。这意味着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到位，老百姓不得不通过储蓄来应对养老、教育和医疗等不确定性。第三个问题是“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正义”。我们的基尼系数长期处于0.46左右（或许数据太难看，后来就不公布了），远高于国际警戒线0.4。收入差距调查显示，高收入群体（前10%）的收入是低收入群体（后10%）的10倍以上。还有，根据麦肯锡的调查，我们社会流动性的下降趋势明显，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这些问题就不多说了，涉及到勤劳致富和财富二次分配问题。第四个被公认的问题是“制造业升级换代”。这个问题其实和体制关系很大。因为在任何国家，企业的升级换代都离不开中小企业的发展。以美国为例，经济发展的动力就是中小企业，技术进步也靠中小企业。看看美国的发明创造，几乎都来自中小企业。大企业大多是从小企业发展起来的。大企业可以慢慢退出市场，新的中小企业不断涌现，靠着这种新陈代谢，经济才能保持活力。国内中小企业的发展严重不足。这直接导致了就业不足和内需不足。中小企业发展不起来，制造业升级迭代也成了难题。为啥中小企业发展不起来？政策问题、资源配置问题……。比如美国每年对中小企业的研发补贴占GDP的0.5%，而我们仅为0.2%。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结构性问题就是：依赖出口、内需不足、经济不平等、中小企业发展不足。这些问题就像“慢性病”，不解决，经济就只能“亚健康”。